人首先是并永远是自然存在物，永远是地球上的一个物种，它的自然本质并不因为人类结成怎样的社会关系而改变，这正如松树生长在其群落、黑猩猩生活于其群体（社会），其植物或动物的自然本质不会改变一样。故人在研究人自身时，应用自己既有的科学知识对待之，即运用自己学到的自然科学知识来研究人的自然本质，运用自己学到的社会科学知识来研究人的社会本质，并把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作综合研究。提倡把人的研究置于科学基础上，其侧重点是强调人学要有自然科学的基础，因为没有自然科学基础，仅从“哲学”来研究的人学不是整体意义上的人学，充其量只是一种人类社会学。本文只是从方法角度来谈四个问题：把人的科学包括于自然科学：在自然的意义上理解人的社会性；多从自然科学了解人自身；论人与作人相统一。 一、把人的科学包括于自然科学 150多年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把人的科学包括于自然科学，他在述及工业的历史和通过工业形成的人类学的自然界以及人的本质力量时写道：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129页）马克思从自然史角度追溯了人的产生。他指出地球构造说致命打击了大地创造说，自然发生说（生命通过自然发生而产生）是对创世说的唯一实际的驳斥；人的性结合即人的类行为生产了人，因而人的肉体存在也要归功于人。当然，整个所谓世界历史“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同前，第130-131页）马克思以自己特有的敏锐关注自然科学并以极大的喜悦来欢迎它，他指出：自然科学已“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同前，第128页）把人的科学包括于自然科学这一说法，隐含了马克思思考人类问题的两个思想支点：一是把人类史包括于自然史，二是从人在实践中获得的其它动物无与伦比的改造世界的智能（自然科学和工业）来揭示人的“本质力量”。然而，人学理论家对后一点似乎关注过多，对前一点则关注太少，因而在迄今为止的人学论著中很少有反映从自然史、从自然科学角度研究人的成果。自20世纪上叶以来生命科学、人体科学、脑科学、精神科学、基因工程、医学、性科学、遗传学、社会生物学、生态学以及环境科学已获得长足的进步，人学家似未予以热切关注，人学理论仍在一些既成的概念中绕圈子，这难道不是憾事吗？不从自然史出发研究人类史，不把人的科学包括于自然科学，在现实上已不仅仅是一个能否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的人学观、把研究引向深入的问题，而是关涉到人能否与其环境协调一致、关涉到人的生死存亡问题。因为人类空前发展的工业和自然科学已使人类自身难已驾驭，人类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过度开采已使它近乎枯竭，人类那似乎无所不能的力量以及对环境的污染已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另一方面，人体科学的新进展也会引发许多新观念产生，如“克隆”人果真诞生，它必将改变人类的性伦理关系；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及网络社会的建立，会给人类带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且不说人脑——精神研究，人类睡眠——觉醒机制研究，人的本能和潜力研究这些难题令科学家煞费苦心了，因为它们所具有的难度并不亚于宇宙和海洋科学领域的问题。可见，哲学家自身多一些科学素养，把人学包括于自然科学，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当年马克思就尖锐批评哲学疏远自然科学的可悲现象，他说：“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但是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象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作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同前，第128页）马克思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哲学疏远自然科学的现象进行批评，因为他本人是结合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的典范，他的著作尤其是经济学著作隐含了一部科学技术史。马克思如果不懂数学和自然科学，他就难于完成《资本论》，也不可能成为划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可以说，科学应用于一门学科的程度表明该学科成熟的程度。人学果能与自然科学结合起来，有从自然科学出发思考问题的著作出现，那就表明人学这门学问基本上成熟了。从自然史、从终极意义上说，任一人都是自然的，任一人类社会都是自然的，都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把人学包括于自然科学，把人类社会看成是自然的生成，不为人道而毁坏天道，既是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遵循，也是对中国古代贤哲那道法自然训示的恪守。 二、在自然的意义上理解人的社会性 马克思早年在批判私有制下的“异化劳动”时，曾从物种角度提出了“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概念，并从人的类特性出发说明了人同其他动物的区别，他认为：“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人的这种生命活动同动物与自身直接同一的生命活动不同，它是有意识的。人在通过实践改造无机界时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基于人这个物种的类特性，马克思否定异化劳动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把自由活动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而成为动物的东西。（同前，第96-97页）在批判黑格尔时，马克思提出了自然主义概念，认为“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他强调“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有着能动和受动的二重性；人“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同前，第167页）可以说，从种的类特性来理解人是马克思的基本唯物主义立场。虽然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批判费尔巴哈由于撇开历史进程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的不足，而注重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把握人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社会关系是这样解释的：他先考察一切人类生存的三大前提或因素即生活、需要和繁殖，指出生产满足吃喝住穿等第一需要的活动“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第一个需要满足后又会引起新的需要；而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繁殖）则是一种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一方面是社会关系。马克思进而说：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至于这种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则是无关紧要的。”（同前，第79-80页）可见，马克思仍是在自然的基础上来讨论社会关系的，故他在往后的著作中有诸如此类的提法：“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页）人“天生是社会动物”。（《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3页）当马克思收回穿越人类社会之外的目光回顾人类社会自身、盯住人这种社会动物时，他高明地把握住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交这一根本联系，根据人类曾使用过的生产工具及其生产方式来划分经济的社会形态，认为人类历史大体经历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时代（马克思也研究了氏族社会）。而在各个历史时代，社会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人己具体成为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资本家和工人，等等，这些人之间既合作、更斗争。马克思从混沌的社会现象中发现了人类历史的规律，这同样归功于他的自然科学素养和他把人类史纳入自然史的明智。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宣称：社会本身的运动有其“自然规律”和“自然的发展阶段”，“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同前，第11-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