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后期，人的需要问题的讨论再度升温，其实质是为了更深刻地把握人类以往和当今的实践活动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的制约和影响。人类对自身需要及其满足需要方式的把握是不断发展的，尽管人类不可能达到对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和满足这种需要方式最终的、完全意义上的把握，但是，毫无疑问，基于人的需要问题的进一步把握，也日益成为人的价值实现的重要一环。 一 在理解何谓“人的需要”的问题时，我们首先面对的是学界关于需要的主体即需要者是谁的问题上的两种意见：一种是把需要的主体泛指为生命有机体，把需要看成是一切生命的普遍属性；另一种是把需要主体特指为人类，把需要仅视为人的特性。我们认为，既然人的需要是从动物乃至生物的生存状态那里获得生长点的，人的需要自然与动物的需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里并不是要在一种非此即彼的逻辑之间进行选择，同样正确的是，人类的产生并不是给自然界添加了一个新的物种，演化到今天，人的生存方式毕竟和普通生命存在有着本质的区别。因而，在需要的主体问题上，我们既不能割裂，更不能将其混淆。 对人来说，本质重要的是属于人所独有的“人的”需要。如果说，一切生命存在物都有其特殊的需要以及满足自己需要的能力，它因而与众不同或出类拔萃，那么，我们就要问什么是人特有的需要？ 从价值维度看，人的需要既然是“人”的需要，那么，这种需要应是符合人的本质或本性的需要，而不是“非人的”。那么，何谓“人的”和“非人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一条被水里移到它所不能适应的环境中的鲸鱼，如果它具有意识的话，那么它必然感到它生存的环境是一种“非鲸鱼”的环境，是和它的鲸鱼的“本性”发生悖逆的环境。马克思以此喻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的境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对资本家来说不过是“物”，虽然，在自然面前人第一次站立了起来，在资本面前人却仍是奴隶。所以，工人的存在是一种违背人的本性的“非人的”存在。结果，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满足自己的生理需要的时候，才觉得是人，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满足人的需要时，反而觉得自己不过是个动物。 尽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用人的本性与环境（主要是指社会条件）的互相适合与否来区分“人的”和“非人的”需要，这称不上是对人的需要的科学定义，甚至只是一个解释学循环，但它对于排除一切对人的需要动物式规定，坚实地引导人们一步一步地接近人的需要本身的意义，而不是动物式的情欲的确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人的需要之所以不是一个容易予以确切规定的定义，不正在于“人的”需要超越了动物性的狭隘需要，因而也超越了并永远超越着它自己么？人的需要甚至超过了人为的满足这种需要而能够计划和想出的一切。不过，在这里马克思的如下思想是明确的：所谓“人的”需要即符合人的本性的需要，是有利于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和巩固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的需要。 最能体现人的本性的需要，使人成其为人，是人的劳动的需要。随着人类社会各种物质与精神财富的迅速发展，经济学已经充分证明了商品的价值源泉只是普通的劳动（包括一切具体的劳动在内），这时人们就发现劳动才是人之为人异于其他动物的最根本之处。随后，人类学又证明，人类从猿类进化而来的基本原因和动力就是劳动。这样，劳动就成了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基本的标志。而且，“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可见，真正的人的需要只是在不受肉体需要的直接支配时才有可能。真正的生产使人的存在对象的自然日益成为“人化的自然”，因而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日益成为作为“人的自然存在物”的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甚至说，人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4页），“你自己的本质即你的需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4页）。因此，马克思把人的需要视为生产内在而不可分割的要素和推动力，强调需要像劳动一样，体现着人的能力、人的自由发展的水平，这就凸现了人的需要概念的一个重要侧度，就是人的存在和发展状态的问题。 二 马克思不会停留在一般的意义上去谈人及其人的需要，即从绝对抽象的角度去规定人和人的需要。要使人的需要成其为人的需要，必须使劳动按照最符合人性的方式进行。这实际上就是作为同一个过程的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亦即通过建立人与人的平等和自由的社会关系和运用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的过程。由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相互制约，因而，作为表征着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技术的运用，必然成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正如卢卡奇所说：“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物化）剥夺了人作为人的本质，他所拥有的文化和文明越多（即资本主义和物化），他就越不可能是一个人。”（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52页，重庆出版社，1989年）不过，卢卡奇等西方社会批判思想家，往往把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人的异化归罪于科技本身的进步，把科技本身与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之间的关系混淆起来，将科学技术看成是“魔鬼为了消灭人的价值而铺设的道路（哈贝马斯）”。对此，马克思早就说过“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火药无论是用来伤害一个人，或者用来医治创伤，它终究还是火药”（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