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和手段，在现实生活中，是人们经常提到的一对相关联的哲学范畴，而且不论在古代中国，抑或古代希腊，都有些思想家提及它们，但是，全面地、系统地论述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学术界并不多见。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些探讨、阐述工作。 目的和手段，是反映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主观与客观之关系的一对哲学范畴。所谓目的，是主体依据外界情况和主观需要而提出的行动目标，即事先存在于主体头脑中实践之后的结果；所谓手段，是为达到目的，实现目的主体所用的工具、操作方式、方法……总之，主体在其对象性活动中，作用于外界对象的一切中介之总和，都称之为手段。 目的，有三种类型，即分为现实的目的、可能的、或抽象的目的、虚幻的目的。手段，也分为三种类型，即现实的手段，可能的手段，虚幻的手段。本文论及的目的、手段，主要是现实的目的和手段。 目的和手段的相互关系，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 目的、手段是相互区别，相互对立的。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各自以其独立的形态存在着，目的就是目的，手段亦就是手段，界限不容混淆。 它们相互区别的表现之一，即目的是主观的，手段是客观的。人们利用外界的规律、各种物质及其属性、他人的经验教训……作为手段，将如何满足人的主观需要，实现主体目的转化为各种设想、意图，在对象性的活动中，通过客观手段，将主观意图传导给外部加工对象，不断扬弃主观目的，改变外界物的存在状态，以满足人的主观需求。目的、手段相对独立存在的表现之二，即人的目的必须服从自然界，而人们凭借手段，可以支配外部自然界。人们的目的，决不是随心所欲提出来的，它必须依靠外部条件所允许的程度作为目的提出的前提，否则它就不是现实的目的。当人的需要、目的提出之后，就要向自然界索取，以改变其境遇。主体在改变外部环境时，决不是主体依主观想象能够奏效的，必须借助于各种手段，实地地改变自然界物的原有形态。列宁在评述黑格尔著述时，曾转引了他那具有历史唯物主义见解萌芽的话，“手段是比外在的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锄头比由锄头所造成的、作为目的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贵些。工具保存下来，而直接的享受却是暂时的，并会被遗忘的。人因自己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部自然界的力量，然而就自己的目的来说，他却是服从自然界的”（注：转引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2页。）；目的是易逝的、暂时的，而手段，在一定意义上说是长久的，二者各自独立地存在着。作为一个具体的目的形态，一旦实现了，人们的需要得到满足了，它也就完结了，而作为实现其目的的手段，尤其是物质手段，在目的实现的过程中，虽然有所消耗，但它的消耗是缓慢的。它总是和目的相分离而存在下来，保留下来。马克思曾说：“工具、机器、厂房、容器等等，只有保持原来的形态，并且明天以同昨天一样的形式进入劳动过程，才能在劳动过程中发挥作用。它们在生前，在劳动过程中，与产品相对保持着独立的形态，它们在死后也是这样。机器、工具、厂房等等的尸骸同在它们帮助下形成的产品仍旧是分开的。”（注：马克思主《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9页。）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基础，就是世代保存并不断地得以发展完善的劳动手段。这是目的、手段相对独立存在的表现之三。 目的和手段，又具有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 世上决没有无目的的手段，也没有无手段而能实现的目的。二者各以其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人们实际生活之中。一定的目的，要凭借一定的手段来实现；而手段，首先应当是目的，不为一定的目的之实现的手段，是不会被造出来的。而造出来的手段，不为一定的目的实现而服务，也不能称之为手段；同时，一定的手段，又是一定的目的提出的前提。每一代人，都会依据其生来既有的生活条件，即从其前代人那里承继下来的生活手段，来谋划自己的生活，确定自己现实生活需要和目的。在生活中，当其现实的目的提出来之后，就会去运用、改造原有手段，以至创造新手段，以期实现其目的。当着原有的目的实现之后，人们又会在实现原有目的之手段的基础上（这些手段和实现原有目的之初的手段相比，往往是有所创新的）提出新的需要和目的。新目的，又推动人们去运用以至创造更新的手段。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手段—目的—手段，相互连接，相互推动，相互促进而不断发展的过程。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这样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递进发展史。 目的和手段相联系、相统一，还表现于同为一定历史条件所制约。一定的目的和一定的手段，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提出某一个现实的目的，必须依其实现的手段当时已经具备，或者即将具备为先决条件。同样，人们提出制造、创新某一手段，也不是主观想象中的事情，也受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所制约。必须依当时人们体力、智力和改造外界的实际能力所能达到的程度为前提条件。 从上边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目的、手段是相互结合、相互统一的。但是，真正实现二者的结合，只有到人们的道德觉悟、科学文化、改造外界的能力达到很高的程度，全体居民占有并自由支配、运用社会物质、精神财富的时候，即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时候。那时，社会成员们才能在自身达到目的、手段真正的统一。 在目的、手段应该相结合、相统一的见解上，思想界上也有不同的意见。伯恩斯坦强调手段，忽视甚至否定目的，他说，“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注：转引宋原放《简明社会科学词典》，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502～503页。）康德则与此相反，他强调目的，否认手段，他说，“人是目的”，成为普遍性道德律令的内容和自由行动的限制条件（注：转引谭鑫田等《西方哲学词典》，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52页。）。这两种意见，都具有很大的片面性。试问，作为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不为实现其最终目的，何必忙忙活活地去搞运动呢？人们开展一定的运动，不就是要实现一定的目的吗？康德把自己和一切人都当作行为的目的，而不是当作手段，并说，这是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人都应该无条件服从的“绝对命令”。这个话听起来似乎很好听，但在实际生活中，是没法做到的。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统治阶级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和目的，总要以牺牲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和目的，以至于生命为手段。即使阶级消灭了，到了世界大同的时候，要实现人们的目的，也总是以人们（不论以其智力，或体力）所参与的活动为手段的。不然，人的目的也是实现不了的。人是目的，同时，又应该是手段，“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应该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这种说法，是人们易于理解，易于接受的命题。强调目的，否认手段，或者否认目的，强调手段，在现实生活中，都是错误的。二者应该相互结合，相互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