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有利于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首先必须正确认识公平。 第一，我们应当认真看一看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真实情况。可以说，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出现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地区间的公平。以特区政策为先导的沿海地区开放，使我国沿海地区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出现了共同富裕的大好形势。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沿海地区各省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甚大，京津沪辽处在高高在上的位置。广东、浙江、山东甚至是江苏与它们相比存在着一目了然的经济差异。现在，曾经是十分骄傲的上海人，也不能再小看江苏人，甚至不敢再小看温州人。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工业基础曾十分薄弱的广东产品在全国有了极高的市场占有率。改革开放初期以解决温饱为首要任务的山东，如今已经成为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的第一大省。 中国沿海地区的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超过50%，中国政府在十几年中，使五亿多人口的收入差异有了显而易见的缩小，这是一项为世人瞩目的成就。 第二，我们需要分析的问题是，特区政策会不会造成地区间的不公平。统计数字表明1953—1978年间，从东部地区流入的国民收入占我国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自身积累总额的比例分别为9.3%和71%，1979-1989年两地区的上述比例分别为5.5%和48%，1990-1993年这一比例仍可达到3.5%和35%左右。这一统计结果表明，在我国西部地区的总投资中，西部地区自身积累一元，同时会有中央政府将东部地区生产的国民收入转移到西部投入0.79元，0.48元和0.35元。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收入空间转移支付的比例有所降低，但是仍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平。从国际比较看，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低收入、高增长的发展中大国保持这样高的地区间国民收入转移支付比例，在世界范围内是非常罕见的，就是象美国、法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在解决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问题时，也不曾出现过这样高的国民收入转移支付比例。由此可以看出，指责在过去15年，中国的特区政策造成了地区经济差距是缺乏统计根据的。 第三，中国特区建设资金来源于内陆地区之说也是不对的。以深圳市为例，有关深圳积累资金构成的数据表明，1979-1993年间，深圳市的积累总额近500亿元，其中来自深圳国民收入生产额的部分占71%，外资占18%，国内其它地区净流入深圳的资金仅占11%，绝对值为50亿元左右。1987-1993年期间，外地资金占深圳总积累的比例已经降至7%，1994-1995年这一比例将进一步降至3%以下。由此可以看出，在我国特区发展中，国内其它地区资金流入而形成的国民收入空间转移支付比例，显著地低于同期中央对西部地区的资金支持水平。 第四，在有关中国地区经济差异扩大的分析中，经常使用的统计指标是地区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数。但是，这一指标十分不准确，以致会引起基本判断上的错误。例如，目前似乎没有人会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正在趋于扩大。但实际上，若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与“亚洲四小龙”的差异正在明显扩大。这一结果就是在使用了购买力平价指数调整后，也仍旧是如此。由此可以看出，在使用绝对数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时，对所得结论的使用要十分慎重，不可以一叶障目、也不可以一管窥豹。相反，当我们使用相对指标去衡量我国地区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化时，所能得出的结果是比较乐观的。可以说，经历了15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地区间经济差异变化的基本格局是，东部地区内部各省区间的差异在明显缩小，同时，东部与内陆省区的经济差异也被有效地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如果上述判断是准确的，那么未来我国的特区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取向肯定不应当是取消特区，相反，现实还需要更为深入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十几年来，中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中国对外贸易在高速增长，中国正在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选择对象，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正在不断上升。但是这都没有改变一个基本事实，至今为止，中国还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中国还需要推行更加广泛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加速经济发展。下一世纪是东亚的世纪，下一世纪初叶，东亚高增长的子区域将是东盟及其它东南亚地区。目前，在这一地区内的各国和地区正在进行对外开放的竞争。若因夸大国内地区差异而削弱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力度，将对下一世纪我国在东亚经济中的竞争地位造成不可弥补的破坏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