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已迎来了它的除夕。历时地把哲学映射到100年的时间跨度上和共时地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展开哲学的结构，人们会不无惊讶地发现，哲学既恢宏又渺小：说它恢宏是因为哲学在这100年中几乎完全改变了传统留给它的体裁、内容、方法、目标、预设条件、终极标准；说它渺小是因为哲学已不再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呵护者，它仅仅是人文学科中白发苍苍的一员。哲学变了，这对追求不变的形而上学打击甚重。哲学开始回答人为什么和怎么样去实现幸福——实践性转向；哲学把人的存在论问题当成首要问题——本体论转向；哲学不再恪守自身之内的标准——外在化转向；哲学在形而下的社会问题上兴奋不已——社会性转向；哲学向其他学科敞开，只要是我的问题什么方法都行——综合性转向。五大转向是可以给20世纪哲学画像的。 这篇文章还有一个副产品。叔本华、柏格森、尼采三人的哲学探索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生命的意义或生命的价值，以及其实现的方式。哲学史习惯将其称为生命哲学。也许是叔本华那不太令人恭维的人格，也许是尼采宣扬权力意志那充满火药味的激情，使得生命哲学的声誉一直不佳。虽然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以其深刻的思想和优美的文笔而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历史上第一部获此奖的哲学巨著），也未能扭转生命哲学遭人唾弃的命运。这实在有点不公平。20世纪哲学发生了历史性的五大转向，皆从生命哲学开始。它们这种承前启后的划时代贡献因人们对它的偏见而被埋没了。本文愿为恢复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做一点微薄的努力。 一、实践性转向 哲学的实践性问题是指和人类生存条件和生存质量有关的问题。这是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集中阐明的问题。亚里士多德之后，卢克莱修、普罗提诺、奥古斯丁、阿奎那等人也对这一问题十分关注。但是，自笛卡尔的认识论转向之后，这一问题几乎很少有人问津。特别是康德提出“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无效”这一泛认识论命题以及他将实践理性解释为社会规范的自我建构即伦理学以来，实践性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人类自身的生存条件和生存质量问题被整整一代人抛于脑后。哲学的方向是由认识论舵盘把握的。真正使亚里士多德古老概念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者正是叔本华，不过他是以曲解康德的方式实现这一转换的（注：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附录中，把他书中的自在之物即意志和康德的自在之物进行对比，并宣称表象和意志的关系即现象和自在之物的关系。这显而易见是对康德的误解，因为《纯粹理性批判》中反复论证物自体是不可认识的。叔本华认为他继承了康德的认识论研究，其实恰恰是背叛了康德的研究。）。 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本有代表性的著作中，论证了生命的本质就是意志，并将世界上的事物分为四个意志阶梯：无生产事物、植物、动物、人类。意志通过表象来显现自身。作为最高意志的人类将以最多的表象和最大的表象既显现意志又证明意志，人类的生存状态就是用表象来表达意志，人类的生存质量就是意志显现自身的程度。这是近代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实践性问题的论著。然而，叔本华的结论却不令人愉快，他认为人生就是在烦恼和无聊之间动荡，意志必然以人生的目标这一最具本质特色的表象表现自己，这样，人在没有实现目标的情况下则十分烦恼，而在目标实现之后又变得十分无聊。不论这种悲观的色彩如何让人感到压抑与沉闷，甚至丧失人生的斗志，但是，哲学是人类的实践性问题则是从这里重新开始的。 当叔本华把实践性的座次恢复之后，大多数人本主义者都在自己的哲学中渗透出实践性的味道。克尔凯廓尔的存在主义个体化趋势其实是实践性的一种定位方式。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借对此在时间性的追问来寻找实现人类生存质量提高的途径。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在现象学本体论上并没有超越海德格尔一步，但在实践性上他则以人道主义的初衷进一步发挥他对人生幸福的理解和概括，他强调真实性的道德观，每一个人真正成为真实性的自我。尼采则在《快乐的科学》中反复阐明人应该创造自己的生活，通过长期的实践和日常工作赋予生活一种历史性的风格。而真正开宗明义解释与发掘实践性原则的演进与实践性标准的哲学家是福柯，他在其最后一部长篇巨作《性欲史》中着意研究的问题是生活艺术，即如何生活，或者说生活得像应该生活的那样好。尤其是福柯找到了理解性行为的三个维度：行为、肉体享乐、欲望。他认为希腊的实践性标准是强调行为，肉体享乐和欲望则是次要的，用现代协同学的术语来概括，即行为是实践性的序参量。中国“公式”是肉体享乐——欲望——（行为）。“行为被搁置一边，因为要使快乐达到高强度，持续最长时间，就得限制行为”。而‘基督教的公式注重欲望又试图排除欲望。行为不得不成为中性的；行为只是为了生儿育女，或完成婚姻义务。肉体享乐在理论上和实际中都被排除了。”（注：转引自德赖弗斯P·拉比诺：《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编后记，福柯与拉比诺的谈话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313页。）福柯这入情入理、入木三分的分析使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被冷落了近两千年的实践性问题在哲学中真正复活了。随着人类生活水平和生存质量的提高，在新的世纪中，实践性研究一定会活跃起来，罗蒂的《后哲学文化》、阿贝尔的《哲学的转变》、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等均是活跃实践性研究的范例。这是人类历史和人类思想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