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年底，党中央、国务院给予特区的多项优惠政策将全部到期，如外商投资的资本货物免征关税政策、财税留用政策及外汇留成、减免税收等多项政策将不复存在；只保留了个别的优惠政策——企业所得税率仍为15%，低于全国统一的33%税率。 一位刚刚从深圳归来的学者告诉记者，深圳特区上下欢庆其15周年纪念日时，心情极为复杂。有内忧：近几年来深圳生产成本急剧攀升，外资源源北流，以往竞争优势不再强劲；占三分之一强的255.6万平方米的厂房迄今闲置；特殊政策的到期又意味着深圳将面临“断奶”之痛。 也有所谓“外忧”：持续近一年的“特区特不特”、“怎样特下去”的争论愈加公开化。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今夏接受《深圳特区报》专访时，曾不点名批评中科院国情小组研究员胡鞍钢的“特区不再特”的论点。《深圳特区报》随之发表多篇评论文章，言词颇为激烈，连“学风差，品格差”的典型“学棍”的说法也见诸报端。有知内情者告诉记者：这一争论明显超出学术观点之争。也许深圳方面担心胡鞍钢的这一主张是否会由学术观点演变成一种政策？ 争论的由来及焦点 1994年初，胡鞍钢在一份国情报告中建议：“为了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取消各种减免税和优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经济特权。”他认为，中央政府是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者与监督者，不应带头破例对某些地区实行优惠政策或提供垄断。除自由贸易区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一律实行统一税制，任何地方无权减免中央税收，任何地方不得享有法律和制度之外的经济特权，即使是经济特区也不能享有和保留经济特权。半年后，胡鞍钢又在中央党校省长班讲课时强调了上述观点。 在此前后也出现另一家之言。1994年10月国务院特区办刘福恒在国内报刊发表文章，提出要“特区更特”。他主张在特区建自由港，应给特区某些和内地不同的特殊进出口与外汇留成管理政策。针对这一观点，胡鞍钢同年12月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反驳。今年6月底在厦门召开的特区经济研讨会上，胡鞍钢提交了“特区还能再‘特’吗？”的论文，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一个多月后，《深圳特区报》头版头条刊出市委书记厉有为的专访文章，一方面正面介绍深圳15年的贡献，另一方面不点名地批评有人反对邓小平的特区政策，主张取消特区。对此，胡鞍钢在香港报纸发表《我为什么主张“特区不特”》一文。接着，“办特区是搞特权吗？”、“浅议学者与学棍”、“棍子向谁打来？”等文章在《深圳特区报》陆续刊出。 纵观双方的争议，其焦点大致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如何看待特区优惠政策的作用？一方认为，特区的优惠政策实质上是一种特权，具有破坏公平竞争的消极作用；另一方认为，深圳就是依靠特殊政策在15年时间中从一个边陲小镇建起了一个现代化大都市。二是特区是否培养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一方认为，随着改革分权化的过程，在国家机器内部组合成各种特殊的独立的经济集团和政治利益集团，通过经济与政治寻租，寻求垄断和特权；另一方认为，这种说法不仅把脏水泼在特区建设者身上，而且把中央领导诬陷在里面了。三是特区的贡献有多人？一方认为，海关税、铁路、邮电、银行收入都是中央的专项收入，把中央的帐记在自己的身上，有“贪天下之功”之嫌；另一方认为，深圳特区开办之初，中央只给了1.5亿元开办费，15年来，国家从深圳取得的海关税、铁路、银行等收益达500亿以上。四是特区政策与其他地区发展的关系？一方认为，特区搞优惠政策利少弊多，只利于少数地区，损害大多数地区，只刺激局部市场繁荣，却破坏国内市场统一；另一方认为，有些人很偏激，只看深圳发展了，就说“你好了，我还没好”，这是不行的，是极左的平均主义思想。五是关于特区应特在何处？一方认为，特区不能特在优惠政策和减免税上，而应特在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上；另一方认为，深圳的使命还远远没有完结，还必须继续实践，继续试验，继续探索。 这场争论有其特殊的背景。自去年以来，中国的改革进入“制度创新”时代，推出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为目标的一系列宏观经济制度。这就在客观上要求经济特区从创办时的“旧体制外”走入“新体制内”，原来实行的某些特殊政策势必逐步淡化以至减少。正在制定的“九五”计划其主旋律之一就是要解决发达与欠发达地区日益扩大的差距问题。在这样大背景下，出现“特区应不应该特”、“特区怎样特”之争是自然的。 怎么看待这场争论？ 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引起沿海地区及有关方面的关注。有关特区、有关优惠政策往何处去，均成为敏感话题。正因为如此，当记者打电话给相关的宏观决策部门，询问对此争论的看法时，大都以“不好谈”为理由礼貌谢绝，有的即使谈完了，又回头打电话来叫记者不要发表。 相比之下，北京理论界对此要活跃的多，各执己见。国家体改委经济与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邹蓝在接受采访时说：胡鞍钢是站在全国的角度看特区，话说的实在而已，有些话点到了深圳的敏感点上。他说：深圳方面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学者，采取骂人的方式，实在有失风度。应该用学术讨论的方法对待学者。我前不久在深圳呆了几个月，看到现实的深圳面临着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诸多问题，深圳要突破困境，走出低谷，应该多听专家、学者的意见，吸收良策，而不是对学者打棍子，重要的是反思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