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确定实践标准的实际意义 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是富有理论传统的，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无不讲究理论根据。理论的贯彻保障了实践的一致性，这是使我们的国家得以统一，民族的文化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带来的弊端是把理论神圣化和在理论上的惯性与惰性。本来是由于实践的需要而确立的理论，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模糊了实践的根基，在不断的推崇中变成了神圣的教条。“天不变，道亦不变。”一切按既定的理论运转，理论上的惯性定律成了天经地义的原则，思想上严重的惰性阻滞了理论的发展。因此，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必然伴随着理论观念上的重大变革。 在20世纪上半叶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中，中国人民抛弃了以孔孟儒学为代表的封建主义理论，拒绝了西方资本主义理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做出的正确选择。就整个社会实践的理论模式进行如此巨大的转变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必须破除对原有理论的盲目崇拜，克服理论上的惯性与惰性。正是在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强烈的生存意志和深邃的生存智慧推动我们做出了明智的选择。而之所以能够做出明确的理论选择，并极大地发挥新理论模式的巨大作用，又显然与我们民族重视理论的传统有关。 但是，选择一种新的理论不一定意味着放弃原有对待理论的态度。在我们保持重视理论的传统的同时，我们也保持了把理论神圣化和在理论上的惯性与惰性的毛病。在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革命之初，就出现了一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脱离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神圣化、教条化的问题。他们是思想上的懒汉，不愿也不能根据实践的发展来发展理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勇于探索，成功地领导了中国革命。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和《实践论》等著作，实际上是在中国革命中提出和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历史标志。 对待理论的态度问题并没有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获得一劳永逸的解决。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解决了对待中国传统理论的态度问题，延安整风运动解决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问题；那么发生在二十年前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对待在中国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的理论的问题。所谓“两个凡是”的主张，其实质是把毛泽东的理论神圣化，坚持理论上的惯性和惰性，否认实践的发展所要求的理论的发展。1978年中国哲学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实践的权威，端正了对于理论的态度，其意义之大不亚于当年延安的整风运动。 70年代末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40年代初的延安整风运动一样，都是思想解放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使中国共产党人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的理解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以中国革命实践为根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则使中国人民从对毛泽东思想的教条化的理解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以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为根基的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就所解决的具体问题而言，延安整风运动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途径和方法问题，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则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途径和方法问题。确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摆脱迷误，结束徘徊，步入健康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一步，是一个民族由思维方式的变革导致行为方式的变革，从而引起整个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变革的范例。没有从那时开始的思想解放，就没有中华民族历史上经济和社会发展最快的这二十年。 就其更深层的意义而言，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说明了一个国家、民族对于理论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正因为如此，这次讨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我们所面对的某个具体问题的解决，而且还在于有可能从根本上走出我们国家和民族在历史上面对理论一再陷入的误区。邓小平在当时明确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证明了这一思想路线的正确性，强化了我们对于理论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巩固这一来之不易的思想成果，将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在21世纪不走或少走在20世纪曾一再走过的那些弯路。 二、检验真理的标准和途径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的确立改变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命运。这种超乎寻常的巨大的实际意义，使人们无暇也无须深究有关理论表述的细节方面。即使有人试图对之加以辨析，也会被当做过分的学究习气而不为人们注意。时隔二十年，人们早已冷静了下来，哲学的问题终归还得用哲学的方式加以研究。我们应该追问，确定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其哲学内涵到底是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到底表达了什么？这一命题的表述本身是否准确？认识之真理性到底是怎样检验的？从哲学上讲，提出和探究这些问题是必要的，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真理问题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