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透视来自“非哲学”的诘难 世纪之交，人类哲学精神正孕育着强烈而深刻的内在躁动。这种躁动，既有对20世纪以来丰硕哲学研究成果的庆幸与欣喜，也有对开创哲学新纪元的憧憬与企盼，更多的则来自对哲学现状的担忧和对哲学前景的困惑。而从哲学研究者的视角来看，尤为引人注目也值得予以关注的则是当代西方哲学所面对的来自“非哲学”的诘难和挑战。 “非哲学”（non－philosophy）实质上也是一种哲学， 但严格说来它不是一种具体的哲学流派，而是一种哲学态度、哲学思潮，一种对于哲学现状的非难，对于哲学传统的嘲弄和对哲学意义的贬损。“非哲学”兴起在西欧大陆，其影响则遍及西方世界。“非哲学家们”大都不是不懂哲学的外行，而是一些功底深厚甚至颇有影响的哲学家。他们的具体研究领域和方向各异，但却不约而同地拒斥作为阿基米德点的哲学，并常以宣布哲学的终结、死亡、毁灭而惊俗骇世。海德格尔提出要“摧毁形而上学”，“克服形而上学”，进而宣布“哲学的终结”。列维纳斯宣称“超验的毁灭”，认为黑格尔代表的传统哲学只关心同而忽视了异，这实际上只抓住了统一而忽视了多样。而一旦研究视野引向异，则哲学失去其地位。德里达也尤其强调差异在哲学研究中的地位，认为古典哲学都是以同一为根据并且贯穿着同一性思维方式，而实际上同一并不是差异的根据，反过来差异才是同一的根据，为此他提出解构同一性思维，解构形而上学，以至解构哲学。拉康提出“与一切被称为哲学的东西断绝关系”。在他看来，哲学以其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去研究普遍实在的实在或实体，去寻求某种永恒不变的知识和真理，造就一种“主人话语”（master discourse），即以一种主人的姿态和身份来与非哲学发生关系，寻求一种类似主人的权力与控制。这种“主人话语”是与他所倡导的“精神分析话语”相反对的。为此他主张揭示哲学的压迫性和专制性，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罗蒂从批判基础主义入手，指出分析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的一脉相承关系。在此基础上对整个西方哲学传统所赖以确立的三个基本要素进行批判。它们是柏拉图关于真理和知识的学说、笛卡尔关于心灵的学说和康德的哲学观。罗素认为，现代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实际上不过是康德哲学的新变种，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表象这一概念的支配。分析哲学力图通过语言分析来获得语言学意义上的精确表象。现象学则力图通过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来获得这种表象。而这种表象理论实际上是一种“镜子理论”或叫视角隐喻，其核心观念即认为认识就是精确地表现心灵以外的东西，哲学的中心任务就是充当最一般的表象理论。罗蒂坚决反对表象和镜子理论，认为哲学并不是一种万古不变的研究方式，而是一种人类对话，为此他宣布传统哲学观念和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终结，主张进入一种叫做“后哲学文化”的时代。 从历史上看，哲学在其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总是要和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哲学和非哲学思潮进行对话与辩争，因此，出现对任何哲学的个别非难本不足为奇。况且，现代西方哲学正是以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发端而以黑格尔哲学告终的西方古典哲学传统的批判作为发韧之处的。“几乎二十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以攻击那位思想庞杂而声名赫赫的十九世纪德国教授开始的，……我心里指的是黑格尔。”（注：[美]M·怀特编：《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 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页。）因此， 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已称不得是什么新鲜事。 然而，当今西方的“非哲学”思潮之所以不容忽视，首先在于，“非哲学家”们对历史上和现有哲学的诘难，往往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哲学问题或哲学答案，而是从“什么是哲学”这个哲学研究的基础性和根本性问题上提出问题，并要求哲学观、哲学研究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这抓住了哲学思考的特点和根本。而对于这类问题，一旦提出，则是任何严肃的哲学家所无法回避，也是不能够置若罔闻的。 其次，“非哲学”矛头不仅指向西方古典哲学，尤其指向现代西方哲学，把西方现代哲学与西方古典哲学联系起来做一体化的思考，体现了一种历史性和总体性思考。他们往往借助于现代西方哲学的成果来批判西方古典哲学，然后沿着同样的思路剥夺现代西方哲学的生存权，从而迫使现代西方哲学起来为自己的合法性和生存权辩护。例如，罗蒂就曾经成功地借助分析哲学的成果批判西方现代哲学中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然后指出他们无非是想以更精致的方式解决西方古典哲学所提出的问题，因而在本质上仍然是不合理的。他说：“我认为分析哲学在蒯因、后期维特根斯坦、塞拉斯和戴维森那里达到了顶峰，就是说，超越和取消了自身。”（注：[美]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再次，在对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哲学的非难态度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非哲学家们”对哲学的未来生存和发展基础的特别关注和深层思考。海德格尔在他的《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明确提出两个问题：第一，现时代的哲学已经进入了自己的最后阶段，这意味着什么？第二，在哲学终结之际，留给思想的任务是什么？从根本上说，非哲学家们不是要取消任何哲学的生存权，而是要求哲学更加符合新的时代，从而要求哲学观和哲学形态的根本变革。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迅速变革的今天，这很难说是一种无病呻吟，也不完全是在同风车作战，而恰恰是针对哲学研究的现状而对其未来的一种深层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