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阿尔都塞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为界，把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划分为“哲学”和“科学”两大阶段，是有见地的。但是，阿尔都塞描述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的两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第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意识形态”。哲学是“意识形态”，因而，“哲学”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其“史前时期的错误”，只有“科学”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第二，他认为，这两个阶段之间存在着一个“认识论断裂”。因而，不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导致他的科学发现，而是恰恰相反，马克思必须“抛弃它的史前时期的错误”，必须“同一切哲学人本学和哲学人道主义决裂”，尔后才能作出它的“科学发现”，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从它的史前时期脱胎而出”（注：参阅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13、229、197、49、19页。）。 第一，如果马克思主义真的可以归结为“科学”的话，就会推出如下两个谬误：（1）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革命转变”， 就是“科学”所发现的“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就不过是“贯彻”这一规律的工具，换言之，历史不是历史的人的历史；历史的主体不是创造历史的人，而是在人之上历史之外的某种超验的东西，试问，这是马克思的哲学吗？当然不是。这是黑格尔的哲学。马克思的哲学恰恰是对这种哲学的反驳：“‘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160、167—168、7页。）（2）罗素对马克思的嘲讽就是成立的：马克思“并没有倡导社会主义，只是预言了社会主义”，（注：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343页。）因为， “科学”只能“预言”不能“倡导”：“预言”只是对对象发展趋势的一种描述；而“倡导”则必须向人们提供他们何以应该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的价值理由，否则它就不成其为“倡导”，而这已经超越了“科学”的范围。事实上，马克思不仅是“预言”，而且是“倡导社会主义”；理论上马克思也清楚地知道，社会主义是人类的未来，人类的未来是人类自觉实践的结果；而人类的实践是需要人来“倡导”的。马克思区分了人类史和自然史，并赞赏地引用了维柯的名言：“人类史和自然史的区别，正在于我们创造前者，但是没有创造后者。”（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96页。） 因此，把马克思主义作上述归结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也不只是“科学”；并且首先不是“科学”，不应该是“科学”。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主题所决定的。因为，行为的成功与否，虽然取决于它是否“科学”，但是，它之是否革命，却与“科学”无关。科学是工具理性，而不是价值理性，它在价值上是中立的，它只能为人类提供“手段”，而不能为人类提供“目的”。而革命与否的区别恰恰在“目的”，不在“手段”。 那么，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什么？首先应该是什么呢？革命即“改变世界”，而“改变世界”不外是人类用理想去规范现实，首先在思想上，继之在行动上。因此，革命首先意味着理想的选择和确立。理想问题本质上是“意义”问题，而人类寻求、确立和反思“意义”的理论活动和理论形态是哲学。所以，作为革命学说的马克思主义首先应该是一种哲学，并且应该是阿尔都塞所极力否认的那种作为“人本学”和“人道主义”的哲学。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经443页。）解放，不就是革命吗？这与后来马克思所强调的唯物主义并无矛盾：首先，马克思所继承的唯物主义，是“起源于洛克”的那一派“法国唯物主义”，而马克思所以要继承它，只是因为它“导向社会主义”，可以“当作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其次，马克思本人的唯物主义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而是“新唯物主义”，即“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结合的唯物主义”。简言之，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就是“人道主义”：“真正的人道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160、167 —168、7页。） 既然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科学”，并且首先不是“科学”，而是作为“人本学”和“人道主义”即所谓“意识形态”的哲学，那么，阿尔都塞的第一个观点的证伪就不言而喻了。第二个观点也必将证伪。原因是，第二个观点直接导源于第一个观点：正因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科学”，而哲学不过是马克思“必须抛弃”和与之“决裂”的，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不能“脱胎而出”的“史前时期的错误”，他才理所当然地判断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认识论断裂”。二者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着“认识论断裂”呢？当然不是。科学固然不是哲学，但是，把科学与哲学割裂开来也是不正确的。哲学是科学的意识形态背景。正是这种“背景”在冥冥中规定了作为科学认识主体的人对科学课题的选择以及科学认识本身的方向与界限。科学认识活动不仅是认识者的感觉器官对认识对象的捕捉和思维加工，而且是认识者认同的意识形态在认识活动中的展示。 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如恩格斯所言，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但是，如果不是马克思通过他的哲学革命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还原为“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把费尔巴哈的“感性的对象”上升为“感性的活动”，从而把“历史”归结为“实践”；如果不是马克思通过他的哲学革命，把问题“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9、17、16、1、2、50、48页。）， 并最后把这些“关系”归结为劳动本身的异化，从而区分了劳动的本质属性和现实形态，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又从何而来呢？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先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这在逻辑上如此，事实上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