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郑重向全党强调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学风的极端重要性。然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学风，就不能不反对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但真理性的认识不能到此为止，因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学风，还必须辩证地对待当代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要指儒学），笔者读了杨焕章同志发表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的《谈谈哲学研究中的学风问题》， 深受启发。故沿着这一思路，拟对之作一探索。 一、两种教条主义的表现形式 第一种是对待当代西方思想文化的教条主义。对此，我国思想界从某种意义上讲，经历了一个从“全盘西化”到全盘否定再到“全盘西化”的过程。具体说来，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面对四面八方逼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压力，其现代化的第一步是“洋务运动”，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上的表现是“中体西用”的现代化观；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无情地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随之而来的是“戊戌变法”以及八国联军之后被迫进行的“整顿中法”和“以行西法”的“立宪运动”的政治改良运动，与之相适应，其理论上也由“中体西用”的“体用”、“道器”、“本末”、“主辅”层次的现代化观上升到政治制度层面的“变法图强”现代化观；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和“立宪运动”的夭折所导致的中国现代化第二步的失败，与新文化运动相适应的是“全盘西化”的现代化观对“变法图强”的现代化观的取代。然而，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堵住了中国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就在中国人在“全盘西化”的现代化道路上痛苦挣扎而深感没有出路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发聋振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使之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就是结论”的结论。由此，中国打破了“全盘西化”的迷梦，找到了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正确道路。但中国在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由于“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消极影响等多方面的主客观原因，特别是“左”的影响，在对当代西方思想文化的问题上一度又从一个极端——“全盘西化”走到另一个极端——全盘否定，这种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否定在十年“文革”中发展到了“宁长社会主义的草”和“不长资本主义的苗”的登峰造极的地步。十年“文革”结束以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深入，大批当代西方思想文化漂洋过海而来，这对于开拓我们的理论视野是完全必要的。但在这一过程中，又出现了消极接受以往经验教训而主张“全盘西化”的倾向。这种倾向简单地从其所信奉的当代西方思想文化出发，照抄、照搬西方模式，为当代中国开出了一个又一个脱离现实的药方，从而转向了对当代西方思想文化的教条主义。 由上可见，在当代中国，“全盘西化”的本质就在于：（1 ）对当代西方思想文化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把它看作解决当代中国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的绝对真理，而没有看到其局限。（2 ）从不考虑西方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所形成的国情与当代中国的现实有着本质的区别，而照搬当代西方思想文化的“本本”。所以，教条主义地对待当代西方思想文化是没有出路的。 第二种是对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上的教条主义。我国思想界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曾出现过一个从全盘肯定到全盘否定再到全盘肯定的过程。具体说来，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上，出现过先秦“百家争鸣”的动人情景，但随着封建社会的确立，为了巩固刚刚诞生不久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汉朝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儒学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状况到了明清更是发展到了极端。随着中国的封建社会由“现实”转变为“现存”，儒学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必然受到强有力的冲击而“无可奈何花落去”。“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和鲁迅“救救孩子”的大声疾呼，无情地宣告了全盘肯定儒学思想传统的破产。但在中国的思想界，却又出现了全盘否定儒学的形而上学倾向，这种倾向在十年“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十年“文革”结束以后，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使之现代化进程没有达到其应有的速度，但与此同时以所谓中国儒学为指导的东南亚“四小龙”却开始了经济腾飞。这股思潮也影响到了中国的思想界，在“五四运动”中被打倒的孔夫子不仅得到平反恢复名誉，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现代人物”，并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在某些观点看来，似乎从儒家经典中就能找到指导当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灵丹妙药”，它在本世纪末乃至21世纪似乎还有更加光辉灿烂的前景。 由上可见，在当代中国，照搬照抄中国思想文化史中以儒学为代表的思想家的著作、语录和学说，从中寻求当代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和“济世良方”，其实质与教条主义地对待西方思想文化是一样的。其实，所谓东南亚“四小龙”的腾飞靠的是儒学指导，是不能立论的。这是因为：（1）从逻辑上看，儒学作为封建社会和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 是与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2）从历史上看， 东南亚“四小龙”长期处于中华文明儒学的影响之下，但这一影响非但没有导致其现代化，反而使之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迅速地衰败下去。（3）从现实上看， 东南亚“四小龙”的腾飞，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如起点较高、国际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政治格局、朝鲜和越南两次战争以及其经济上对国际资本的附庸等。（4）从理论上看， “儒家资本主义”的“儒家”指“新儒学”，但这种“新”仅是假象。因为其返回传统儒学的“返本”是不可能实现科学民主之路的“开新”，同时它的返回内心道德修养的“内圣”也不可能开出社会现代化的“外王”。当然，“新儒学”相对东南亚“四小龙”经济腾飞过程中出现的物欲横流和道德沦丧等，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更不可能成为其现代化的指导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