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历史的现阶段的特点是，由于当代文明的前途问题，文化又面临着历史的召唤。 考虑到可以把现代文明称之为技术文明，因此，导致社会革新迅猛发展的技术——工艺进步，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与传统文化的价值不同的特殊的价值体系，是它的文化基础。在技术文化的价值体系中，最重要的成分可以分为：把人理解成与自然对立的活动的生物；把活动理解成旨在对客体进行改造并使人服从于它们的威力的创造性过程；把自然理解成无机界，是改造活动的材料和资源的客体的合乎规律的、有序的领域；活跃的、独立自主的人的价值；创新和进步的价值；科学理性的价值。 这一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体系，是技术文明的特殊的染色体组；在它们的基础上，实现文明的进步。 在科学、技术、教育、保健、改善人的生活质量等等领域中，技术革命获得了令人难忘的成就。然而，它引起了非常严重的全球性危机，人类自身面临着生存问题：它由于制造了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使永生的人类必死无疑，并导致生态危机日趋严重；导致空前异化的规模，以及破坏人类生命活动生物遗传基础的现实可能性。看来，技术文明在实际上已结束，向某个另外的、新的文明发展形式的过渡已势不可挡。反之，许多破坏文明活动基础的方案，以及人类的灭亡将越来越成为现实的问题。 新的文明发展的形式，必须以从前占主导地位的价值的变化为前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某人能马上和突然设计出新的价值体系，并把它恩赐给人类。这些价值在当代文化内部成长起来。它们将形成于文化的各个领域，而哲学的任务是抓住新的趋势，并为它们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贡献。根据这一观点，重要的是要在当代文明进程的框架内确定新的世界观定向的独特的增长点。 首先，必须把注意力转向始终是技术文明独特核心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当代科学和技术活动越来越与开发的特殊对象有关，这种对象在历史上是一个复杂的不断发展着的体系。这些体系改变着我们有关周围世界的观念，并需要特殊的活动战略。 当代世界科学的情景，已与过去人周围的自然环境只是无机自然界的观念不一致。现已弄清楚，这个环境是全球性的生态系统——生物圈，是一个特殊的完整的有机体，要限制对自然的破坏性开发。 现已弄清楚，在历史上开发复杂的发展系统的过程中，工作的战略也不断改变。在对这样的系统采取行动的时候，积极的强制的改造世界的方针就不是有效的。它们是开放的系统，协同的特点是它们固有的。这些系统的发展表现为从一种自组织形式过渡到另一种自组织形式。发展着的系统周期性地通过两歧点，在每个这样的点上，具有几种可能发展的路线。不大的、往往是偶然的影响与协作的影响一起，将根本改变发展的方向，并使系统的组织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外部强制的影响增强的情况之下，系统可能对以下情况作出反应，即它简直将再现同一套结构。然而，往往不大的影响就能产生新的结构，并使系统更加复杂。 具有复杂的、在历史上发展着的客体的活动，揭示了道德命令、理性认识和有目的的行动的有机联系。这最明显地表现为发展着的客体在历史上变化的时候，作为组成部分的人包含在这一客体中。系统的这种形式的范例是生物圈、生物地理群落和社会客体。 在两歧点上准确地预测发展着的系统的未来轨道，是根本不可能的，每次都面临起作用的主体的选择问题。重要的是，对人来说，不要陷入灾难性的轨道，并避免不利于发展的方案。在这里，定向标不仅是有关可实现的方案的知识，而且是价值和道德观点。 从这一使真理和道德一体化的角度说，在复杂的、发展着的系统的开发过程中，也产生了与古代东方文化相似的东西。从这些文化中合理地理解世界，不能把真理与道德分开。一个象形文字和一个“道”概念，在古代中国的文化中，同时指出了真理、道德和人的生命之路。 我并不想说，拯救人类在于恢复传统文化固有的世界观的思想。所要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传统文化固有的是，崇敬自然和把人溶解于自然中，个人和人的价值在这里是处于第二位的。在技术文化中，恰好相反：第一位的是人的价值、个性，而自然被理解成改造活动的材料。在这种文化中，人的生命力的向量旨在从外面改造客体。然而，它旨在从内部培养自我节制的人，甚至对有创造性和个人施加一定的压力。而这就意味着，不能简单地采用东方的思想，并把它与西方的思想结合起来。这里说的是把它们改铸成第三种东西，即确保与自然相互关系的新战略，同时发展人的个性因素，人的开放性的扩大人的交际范围的能力。在当代技术文明的深处，在它的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极限，形成了对自然、人及其活动的新认识，开辟了综合各种文化传统的途径，为新一圈的文明发展创造了前提。 如果说今天许多人说到和写到的后工业社会，应当找到摆脱全球性危机的出路，那么它并不是简单地延续技术文明，而是要加强新的发展形式的最初阶段。这种情况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在探索当代俄罗斯改革的战略时，至今仍以简单地借用西方的经验为基础，并把它移植到俄罗斯的土壤上。西方本身也在变，重要的是要制定向俄罗斯后工业发展的战略，既要考虑进一步的目标（文明的前途），也要考虑到自身的文化传统，而不是简单地借用后工业社会的思想及其在开始全球性的文明转变的条件之下的大众文化。 我想，整个世界哲学不是对当代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作好一切准备，而是必须探索新的世界观定向。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哲学家就开始论述转变价值定向的必然性，并指出，摆脱全球性危机的出路，只有在确定文明发展的战略变化的条件之下才有可能。我认为，这在今天是最迫切的课题。俄罗斯哲学家应当积极参与这一课题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