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主义的兴起，人们多用它的“社会主义”对中下层民众的吸引力、欺骗和胁迫手法、权势集团的扶持来解释。这无疑是必要的。但希特勒曾明确地称他的世界观是“民族世界观”。他对党纲中的“社会主义”也作民族主义的解释。而纳粹的“民族主义”，又是大德意志民族极端主义、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反犹主义等等的混合物。因此在考察纳粹主义兴起的根源时，要重视近代以来德意志民族主义、德意志民族的思想和文化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特点。它们是纳粹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根源和肥沃土地。 德意志的民族思想和民族特性（volkstшn ）在十九世纪以前就已经产生，但是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只能从共同的语言、文化、历史（尤其是古代日尔曼人的英雄故事）来表达，被称为“文化民族主义”。没有共同的经济生活，也迟迟没能在政治上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德国的完整意义上的民族运动的发展相对比较晚，是在反对拿破伦战争中才开始的。德国历史学家梅尼克说：德国的“完整意义上的民族运动，……可以说最初是在外国统治和解放战争之后才开始的。” 德意志民族思想的形成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对于德意志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建立统一民族国家，实现民族的经济和社会进步并贡献于世界文明，是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的。然而德意志民族的独特历史发展，也给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思想和文化打上了烙印，使之杂有大德意志民族极端主义、民族优越论、种族主义、以及崇尚权力和专制等因素。德国民族任务迟迟未能实现，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使自由和民主不得不让经常位于更为迫切的民族独立和统一的任务，对德意志民族主义和民族传统的过分颂扬与对专制主义的膜拜服从就结合起来。早在德意志古典文化民族主义时期，德意志的民族思想就是一方面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的愿望，并颂扬世界主义，另一方面又受普鲁士专制主义和所谓“普鲁士精神”的影响，对专制制度表示服从，而缺乏独立的反抗行动。到德意志政治民族主义运动兴起时期，具有极大的影响的浪漫主义思潮的民族观念中，更一反古典文化民族主义对世界主义的颂扬、对各民族平等友爱的向往和对民族沙文主义的否定，在强调德意志的民族特性、颂扬民族精神、争取德意志的民族统一的同时，混杂了狭隘的德意志民族至上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和反犹思想。浪漫主义者把民族（volk）一词解释为一种与血缘、遗传和土地相联系的概念和人的“固有的本性”。他们歌颂大自然和乡土及扎根于其间的德意志人，而犹太人则被描绘成敌人。他们企图避免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病，保持德意志人往昔的行会等级制度和农村田园式的生活。他们的观念中往往有一种对中世纪的回归的探索，说中世纪是“一切社会的榜样”，并倾扬君主和君主制度，偏重于强调民族权利，而忽视甚至敌视自由和民主原则，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主义而趋向保守。他们的思想中还混杂着中世纪德意志大一统的思想，以及歌颂暴力，美化战争。 19世纪上半期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如阿恩特，弗里特，雅恩等）和思想家，就受此影响。在他们号召德意志人民反对外族侵略的同时，就存在着大德意志主义（其中包含复活了的中世纪的德意志大一统的思想）、德意志民族救世主义、文化上的排外主义、政治思想上的反自由主义。他们鼓吹德意志是未来的新人类，德意志人不但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要成为世界的霸主，建立世界新秩序；他们崇尚暴力，鄙视国际和平，推崇所谓民族血统的纯洁性，仇恨法国人和犹太人等。例如，阿恩特一方面要求人们热爱祖国，维护民族性，结成恢复自信的德意志共同体，同时他又相信德意志人是被选中的大陆和近代历史的中心。他主张把以前曾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些民族都并入德意志。又如，对当时和以后都有重要影响的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曾发表《告日耳曼民族书》，号召反对外来的压迫，颇有影响。但他认为德意志民族就是最完美地代表整个人类的“原始民族”，必须把这个“原始民族”教育成为真正的共同体，从而形成一个作为人类理性王国核心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同时把拉丁民族和犹太人都看成是腐朽种族，只有日耳曼人才有中兴的可能，只有在他们的影响下，历史才能展开一个新纪元。这个新纪元将反映宇宙的法则，由一批为数不多的社会精华来领导。卡尔·艾利希·博恩等就此评论说：“由于民族感情突然爆发，由于在政治方面所受教育不够和经验不足的德意志人蓦地面临自我放弃或进行艰苦斗争的决择，因此存在一种过头的危险，一种要求超越解放范围去消灭敌人和扩张本国势力的民族主义的危险。事实上费希特和阿恩特所抱的德意志人优于其他所有民族的信念就是令人担心的自视过高的证明。” 比费希特稍晚，但影响甚至更大的黑格尔的思想，也有类似特点。他把国家看作是“世界精神”的最高体现，是绝对的永恒合理的东西，是一个民族生活的基础和核心。他鼓吹普鲁士国家的优越性，并说在每一个历史时代，世界精神只选择一个民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且只有德意志民族才是世界精神“最后选中”的、最优秀的民族，“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他蔑视斯拉夫民族，鼓吹民族和种族的不平等。他还颂扬战争，说战争有利于国家这个“伦理有机体”的健康，而长期的和平则会使国家腐化堕落。 这些德意志民族运动和思想文化的领袖人物的思想和主张中包含的这些因素，成为德意志民族思想文化中的这类因素的重要源头和最初表现形态，对德意志民族思想和民族性格特点的形成和长远发展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当1848年德意志统一运动时，这种精神又表现出来。当年聚集于法兰克福议会的德意志“民族代表”们，对普鲁士专制君主顶礼膜拜，对其他民族的权利却无比蔑视，充满强烈的大德意志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精神。例如，它通过一份报告，要求奥地利强迫当时在其统治下的斯拉夫民族派代表参加法兰克福议会，对捷克民族主义者拒绝派代表来参加议会感到震惊。一位代表宣称波希米亚“是德意志的固有领土”。此时已是年高德劭的阿恩特说：“如果我们把平等的生活权利给予每一个小的个体，那又把我们摆在哪里呢？”他们一致要求对捷克民族主义运动实行武力镇压。他们强烈反对丹麦合并石勒苏益格，支持普鲁士征讨丹麦。他们也反对当时波兰的民族运动，支持普鲁士对波兰领土的兼并。一位名叫威廉·约尔丹的代表在议会发表演说，要求“执行一种健全的民族利己主义政策”，鼓吹“我们的权利就是强者的权利，征服者的权利”，“德意志在波兰征服的土地是自然的需要”。泛德意志主义者戴姆伯爵在议会演说中，鼓吹德意志人有建立一个有七千万甚至一亿人口的“中欧庞大国家”的使命，因为德意志人是整个中欧的精华。这个国家将要武装起来，与东西方抗衡，成为地球上最伟大最强盛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