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希腊城邦社会之特征的讨论，一直是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传统观念认为，希腊城邦是一个手工业和商业高度发达的社会，其工商业特征影响到城邦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注：如刘家和、王敦书：《世界史·古代史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0页。）。近年来，一些学者对这种传统看法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他们指出，古代希腊的城邦和绝大部分前工业社会一样，以农业为根本基础，农业决定了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思想观念、社会地位、政治权力等。例如在雅典，具有政治权力的公民是土地的拥有者，而外邦人和奴隶没有土地所有权，也没有相应的政治权力（注：黄洋：《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96～106页。）。这种的认识批判了传统观念的“现代性”，即试图用现代工商业文明的理论去分析希腊城邦的社会经济特征。这种新的认识给我们研究希腊城邦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这种理论似乎也流于片面，诚如农业论者所说，从土地财产与公民政治权利之间的关系来看，农业无疑是起支配作用；但是本人认为，希腊城邦不是单一，而是多样性的社会，若单从城邦的经济特征和具体的经济生活来看，农业确实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部门，但手工业和商业也是城邦重要的经济部门，对城邦社会生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拟定雅典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希腊人经济观念的宏观分析，对雅典人口职业分布以及手工业和商业门类的微观分析，更为深入地探讨雅典城邦的经济生活，以便准确地把握典城邦的经济与社会特征。 一 首先必须明了的是希腊人的经济观念，本文是在设定整个希腊社会的观念具有共同性的前提上进行讨论的。农业论者在论证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时，所提出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在希腊人中普遍存在着重视农业而轻视手工业和商业的观念。然而，这个结论具有明显的片面性。虽然轻视手工业和商业是占主导地位的观念，但不同的阶层对手工业和商业的态度并不尽相同，具体来看，轻视手工业和商业的是贵族阶层的典型态度。从最早的文献材料荷马史诗到古典时期的文献记载，都反映了贵族的这种观念。在荷马的笔下，商人被描绘成是和作为贵族优良品质象征的运动员相对立的，当奥德修斯到达腓西亚人的岛上之后，当地的一名贵族这样侮辱他：“我觉得你根本不象一名运动员，而是像一艘商船的船长，一生都在海上奔波，为自己的货物担惊受怕，或是在归途中警觉地守护着自己所攫取的利润。不，你看起来不象个运动员。”（注： 《奥德修记》，Ⅷ，159—64。）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反映的经济观念正是贵族阶层观念的延续。苏格拉底认为手工劳动损伤身体因而严重地损伤精神，而且，“这些所谓的粗俗的技艺使人没有余暇去注意朋友和城市的事情，所以从事这类技艺的人被认为不善于与朋友交往，也不能保卫他们的国家。”（注：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页。）苏格拉底的父亲是石匠、母亲是助产师，他自己也曾做过石匠，从他的出身来看，他不应该对手工业抱有贬斥的态度。但是，哲学家用理性进行思考，他所处的时代，雅典城邦面临危机，而以农业为基础的波斯、斯巴达却是强国，这不能不使他考虑到农业兴邦之本，从而对工商业采取贬斥的态度。 作为哲学家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与苏格拉底的观点一脉相承，他们都是从公民道德品质的培养这一角度来看待商业与手工业的，实质上是为城邦的整体利益考虑，使城邦具有最好的、最利于城邦发展的公民。在古希腊语中，“贵族（καλοι κ′αγαθοι）一词， 即为“好的和优秀的”两个词的组合，贵族就是最好的公民，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就是其他公民的典范。在当时的社会，城邦的强大是以军事力量的优劣为衡量的标准，而不是像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实力是国家强盛的标帜。军事力量的强大在于公民的城邦意识、集体意识及强健的体魄，这是以农业为生存方式的贵族所具备的特征，因而哲学家传承了贵族重农轻商的观念。这种观念成为社会中的主导观念一直保留下来。 重农轻商这一观念作为主导观念在社会上流行，使广大平民的思想被掩盖，但是，他们的思想观念象地下的暗流，一直流淌并且时有显露。平民以生存为最终目的的思想决定了他们从事各种能够使他们生存的职业。我们可以从原始资料中看出这一点。早在公元前8世纪， 居于相对保守和落后的贝奥提亚的赫西俄德便已将商业看成是一门主要的副业了。作为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农阶层的一分子，赫西俄德较能代表这个阶层的普遍观念。赫氏在劝告他的弟弟理家之策时，提出应以农耕为本，在农闲时辅以出海。农业论者将赫氏的这种思想看成是一个重农轻商的例子，实则是一种曲解。赫氏的策略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对基本只能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阶层来说，农耕是最为稳定的生活来源，而海上贸易虽然可能带来较大利润，但也潜伏着巨大的风险，赫氏所表现出来的完全是一种理性的经济思想，并没有轻视手工业和商业的倾向。另一方面，他所提出的建议也反映出，以农耕为本、商业为辅的生活方式已经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当时的人们已经对海上气候非常了解，掌握了航海的规律，知道哪个季节适合于出海经商，哪个季节海上风浪大，航海危险，可见航海经商已经是很寻常的事情了。雅典在梭伦时代所制定的法律规定：“如果一个人没有叫他的儿子学会一种行业，他就不能强迫儿子赡养他”（注：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90页。）。梭伦改革， 使公民中丧失土地被迫卖身为奴的人重新获得公民权，这些没有土地的人只好依靠手艺生活，新定的法律适应了这一社会现实的需要。大约公元前531 年雅典选举十位执政官，五位选自贵族，三位选自农民，两位选自手工业者（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6页（Ⅻ.2））。可见当时从事手工业的公民在政治生活中也有一席之地。到了色诺芬的时代，农业无利可图时，农民们就转而从事商业贸易。“当谷物和酒类丰足时，谷价低廉，种值谷物无利可图，这样许多农民便放弃耕耘而从事商业、零售业或借贷业。”（注：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页。）自古以来平民的经济观念始终保持一致，他们的任何经济行为都是以生存为最终目的，从未对工商业做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