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代观点概述 古希腊人对神话和历史并不明确地界定。在他们看来，神话即“古史”。神话塑造了一个洪荒初辟的创世时代；一个神人同乐的“黄金时代”；一个神人分离但仍交往密切的“英雄时代”；一个介于神人之间的高贵正直的“英雄种族”。历史时期的希腊人以“英雄”为先祖，以其非凡的业绩为“古史”。传承“古史”——神话是诗人和史家的共同责任。为了使神话更像“古史”，古希腊人有意无意地将神话历史化、合理化、世俗化；尽量减少神话中超自然的神异成分；使“英雄”的世界更接近现实的人的世界。希腊英雄神话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很具体；系统的谱系编排和神话的编年意识更增强了神话作为“古史”的可信性和历史感。公元前3世纪， 希腊作家欧赫墨罗斯将神话中的神祗也看作真实的历史人物，认为神是古昔的君主、伟人，因其对人类的巨大贡献而被后人缅怀，被神化为神。神话是乔装改扮的历史。欧氏的观点显然比神话和“古史”浑然不分的看法迈进了一大步。 在中世纪，欧赫墨罗斯主义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影响，因为基督教的神学家们正可利用这一学说证明古代异教诸神的虚妄性；而古典文化的爱好者们则希望从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中发现希腊古史的线索。神话或被看作伪装的历史，或被解释为道德哲理的隐喻，这一直是中世纪神话研究的主流。 二 近代古典史家对神话的态度 从18世纪启蒙时代起，科学和理性精神逐渐主宰了古典史学的研究。冷静的史学家宁肯对古典神话的历史真实性持怀疑、批判和不可知论的态度。近代罗马史家B·G·尼布尔（1776—1831年）、G·L·刘易斯（1806—1863年）都对古罗马早期传说历史的可靠性提出质疑，并进行了批判和辨伪工作；T·蒙森（1817—1903 年）在编写古罗马史时干脆避开有争议的神话内容。（注：（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分册下卷，第209—210页；第4分册下卷，第671—672页。）对神话构建的希腊“古史”，英国著名的希腊史家G·格罗特（1794—1871 年）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他拒绝把希腊神话当信史看待，认为“公元前776 年之前希腊的大量事件无论在历史和年代上都不能复原”，声称“在希腊传说的诗歌中列出年代的特定人物和事件，都不能认为属于真实历史的领域。”然而，格罗特并不否认神话反映史前希腊社会生活的价值。他说：“根据荷马的描写和提示，可以认为英雄时代的社会和生活方式一般说来是能够认识的”；古史诗“作为生活方式的图景却是充满教益的”；史诗作者不能称为历史家，但“作为当代社会的不自觉的解说者具有极大的价值”。（注：乔治·格罗特：《希腊史》（G.Grote,History of Greece），伦敦，1854年版， 第2卷，第47页，79页；第1卷序言，第14页；第2卷，第78 页。） 德国著名希腊史学家E·库斯特（1814—1896 年）对神话的态度与蒙森、格罗特形成对照。“蒙森写罗马史时抛弃神话；格罗特不承认希腊神话是历史证据；但库斯特却认为许多历史情况可以从传说中找到，这是因为，传说远非某一个人的捏造，而是整个民族的记忆。”（注：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4分册下卷，第682—683页。） 格罗特的观点代表了19世纪中期史学界较正统和主流的看法，与当时的学术发展水平相适应。当时考古学和社会人类学刚刚起步；古爱琴文明的遗址尚未发掘；对原始社会组织、制度、风俗和文化的研究尚不成熟。比较语言学在复原古印欧语言和文化方面有所进展，但对史前希腊史的重建贡献甚微。史前希腊无历史文献可考，神话是其唯一的线索，史前时代仍是个神秘的“神话时代”。对于受过启蒙思想熏陶和科学训练的近代史学家，不加批判地接受神话构建的“古史”是理性所不容的；而分析批判的能力和手段又很有限；因而常常对传说的历史采取回避或简单否定的作法。神话和史前史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的携手合作。历史家只有借鉴考古、语言、文化人类学、宗教和神话学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才有可能对史前希腊的社会历史发展轨迹作出比较准确的描述和分析；才有可能回答神话是否反映史实，多大程度上反映史实这类棘手问题。19世纪后半期，随着相关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希腊神话和史前研究也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三 爱琴考古和语言学的突破 考古和语言学的进展，使研究神话时代的历史成为可能。自上世纪70年代起，古爱琴文明的遗址陆续被发现，一个早已被遗忘的上古青铜文明被考古家们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是一个由考古实物和未释读的古文字构成的陌生世界，一个“没有释文的画册”。史学家们必须面对这个新现实，同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合作，利用传统的神话材料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共同填补画册的“释文”。 希腊史前考古的突破归功于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德国商人，业余考古家H·谢里曼（1822—1890年）。他自学成才，思想浪漫， 好古求敏，受正统史学观点束缚较少，对荷马史诗的历史基础深信不疑，达到迷信的程度。特洛伊战争传说在古希腊是被当作信史的，但到了近代，不仅传说的真实性受到质疑，特洛伊古遗址的确切地点也被淡忘。谢里曼依靠英国学者F·卡尔沃特（1828—1908年， 曾任英国和美国驻达达尼尔海峡的外交领事）的具体帮助和先期研究成果，判定特洛伊遗址在小亚西北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希萨尔利克山丘下面：并从1871年开始发掘，三易寒暑，取得令世人震惊的成果。遗址下面相互迭压着九座古城。谢里曼迷信神话，认定荷马的特洛伊最古老，应埋在遗址底层：于是一味深挖，破坏了上面很多有价值的建筑文化层。在下数第二层（考古上的特洛伊Ⅲ），他发现了高大城墙、塔楼、宽街、宫殿、被火焚烧的瓦砾层以及著名的“普里阿摩斯王的宝藏”。他自信找到了神话中被希腊远征军攻占并焚毁的“普里阿摩斯城堡”，证明了荷马史诗的历史真实性。1876年，谢里曼以古希腊旅行家波桑尼阿斯的游记为指南，在残存的迈锡尼古城堡内寻找神话人物阿伽门农王及其随从的5座坟墓。 他果真发现了5座墓，并在墓内看到了戴金面具的阿伽门农王本人， 也证实了迈锡尼“多金”的说法并非神话虚构。1884—1885年，他与德国考古家窦波菲尔德共同发掘了神话中以“独眼巨人墙”著称的梯林斯古堡，为日后的进一步发掘打下基础。他还多次重返特洛伊遗址考察。1890年，谢里曼逝世，他平生最大的遗憾是未能实现发掘克里特“迷宫”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