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引向深入，有必要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对“民族特色”进行历史的和逻辑的考察，进而达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认识。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充分发挥中华民族优势的社会主义。但这种社会主义不是纯民族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具有特定的世界历史规定性的社会主义。笔者在这里拟就这方面的问题谈一点浅见，旨在求教。 一、民族特色不是民族狭隘性 所谓民族狭隘性是指民族的盲目乐观、盲目排外的心理状态。当然，这种狭隘性在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在压迫民族中表现为民族沙文主义，在被压迫民族中往往表现为封闭主义。不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两者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例如，中国传统的“尊夏攘夷”观念在近代“走向世界”浪潮的猛烈冲击下，变得越来越令人怀疑，故又“花样翻新”为“中学优于西学”论、“西学有害无益”论、“中西国情不同”论等等。无论“尊夏攘夷”观念还是“中学优于西学”论等，都反映了在以往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华民族所带有的狭隘性。“中学优于西学”论认为，“中学”的核心内容是尊王贱霸、重本抑末、贵义贱利等圣人之道，而“西学”只不过是崇暴好战、重商谋利、百工技艺之类的“不足以言学”的东西。与“中学优于西学”论一脉相承的“西学有害无益”论则宣称：西方的机器、火车、轮船“夺民之利”，工商业不是生产部门等等。一般说来，落后民族的狭隘性是这类民族在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对其作用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消极、保守、逆反的抗拒心态，其产生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在阶级对抗（或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世界历史时代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往往带有民族压迫的形式，这就使得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时代的运行必然对其各个构成部分的作用产生双重效应：一方面，不断打破或消除民族狭隘性、民族间的隔阂；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民族狭隘性、民族间的隔阂。这一点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表现得尤其充分和明显。此外，在落后民族中，民族狭隘性又往往能满足保守、落后的阶级（或阶层）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需要。例如，“中学优于西学”论和“西学有害无益”论就是中国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抗拒历史进步的心态在思想理论上的表现。 由上可见，民族狭隘性与民族特色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民族特色是对民族狭隘性的否定，抑或说是对民族狭隘性的超越。民族特色意味着一个民族能够充分调动自己的内聚力，形成和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但是，民族特色只有在世界交往中才能形成（虽然并不是每一个被纳入世界交往的民族都能形成自己的特色）。人类社会愈是作为有机联系的整体而发展，作为这一整体的构成部分的民族和国家及其相互间关系愈是能获得丰富的规定性。因为，人类社会愈是作为有机联系的整体而发展，各个民族和国家及其相互间关系愈是受世界历史时代的规定。对于每一个民族和国家个体来说，世界历史时代作用的效应是复杂多样的。这种作用的效应不仅规定着各个民族和国家在世界历史时代中所处的地位，而且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还会使民族和国家作为个体不断地失去原有的独特规定，而不断地获得新的独特规定。虽然并不是每一个民族和国家所获得这种独特规定中都包含着民族特色，但民族特色只能寓于这种独特规定中。对于某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这种独特规定中是否寓于着民族特色，这主要取决于该民族和国家是否能正确对待世界历史时代的作用。 二、民族特色不等于民族特点 从一般哲学方法论的角度上看，特色的直接根据来自客观世界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没有差异就没有世界”，但差异并不等于特色。同理，世界历史时代是由各具自己特点的民族和国家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总和构成的，故民族特色的直接根据来自世界历史时代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抑或说来自民族和国家的特点，但民族和国家的特点并不等于民族特色。特色是指优质事物的规定性，它表示着一事物的最优存在方式和最优演化方向，代表着一事物的特长、优势。而“特点”这一范畴不仅包含着事物的优质规定性方面的内容，而且也包含着事物的劣质规定性方面的内容。因此，民族和国家的特点并不等于民族特色。 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民族特色的直接根据来自民族和国家的特点的这一论断，丝毫不意味着民族特色不具有世界历史性。 1.事物的优质是一个过程，故特色的形成也必然是一个过程，而对某一民族和国家个体来说，这一过程绝不是封闭式的。在一事物的新质形成的初始阶段，新质是不稳定的，其基础也比较脆弱，这时，该事物的特色也尚未形成。事物的特色是在对新质不断优化的过程中产生的。所谓对事物新质的不断优化过程即是指，特定的事物系统单位内部的某个构成部分在积极、正确地接受系统整体对其作用而获得新质的同时，又不断地汲取这种作用所输导的“营养成分”（将其转化为自身的“生命源”），借此调动自身的内聚力，以修补、巩固、完善新质的过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就是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一种典型的新质优化过程。因此，汲取系统整体的作用所提供的营养成分，是新质优化过程得以实现的最基本的条件。事实上，不仅新质的优化过程需要系统整体的作用所提供的营养成分，新质的最初确立过程也同样需要汲取系统整体的作用所提供的营养成分。中国近代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改革开放思想已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印证了这一点。康有为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与汉代今文经学的公羊三世说结合起来，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士大夫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正统”思想，也突破了左翼洋务派“变器不变道”思想的局限性。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更胜一筹，他用天文学、生物进化的知识论证了变革开放的重要意义，全面批判了“守旧不变，以古为宗”的封建传统思想，指出，只有顺应进步的潮流，对外开放，不断变革，才能有所前进而不被淘汰。孙中山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革开放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使中国近代改革开放思想达到了比较完备或成熟的阶段。首先，他明确地阐述了改革与开放的关系，认为，“改变闭关主义而为开放主义”，“实业发达，非用门户开放主义不可”。其次，他反对把开放视为对西方的依赖，指出“开放”即是“互助”。最后，他具体地指出了开放战略所遵循的四项原则：“必选最有利之途以吸外资”，“必应国民之所最需要”，“必须抵抗之至少”，“必择地位之适宜”。上述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据上而论，既然新质的最初确立过程需要汲取系统整体作用所提供的营养成分，那么对新质的优化过程便更是如此了，这是特色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人类社会愈是作为有机联系的整体而发展，这一规律作用的表现也就愈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