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不断召开会议，发表声明，从不同视角讨论法德两国间的伙伴关系，历史学家索托(G.H.Soutou)则认为这两国间的伙伴关系“不是真正亲密的”，“不是真正良好的”。而且，尽管说得不很直截了当，他把两国关系中反复出现的紧张态势归因于法国为抵制美国的影响，在充当欧洲领袖的同时保持其在非洲的势力，以维护其世界大国地位而作的种种努力。索托指出，这是法国自1944年以来通过不同形式所一贯奉行的政策，却屡遭失败。 索托是研究当代历史的备受尊敬的学者。他来自一个外交官家庭，本人专门研究国际关系。他在研究工作中尽可能地利用了官方档案，自称可以全面享用截至1969年止的档案，并成功地使用了1969～1974年间的档案。最近，他又有机会享用大量文件和回忆录，并接触某些重要人物。他对资料的严格鉴别、挑选和对带有民族情绪的辩论文章的摒弃，使他这本著作成为引人瞩目的纪录，剔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各种有争议的论点。他的冷静、明晰的研究成果揭示，法国在力图成为欧洲主要力量时——在美国人眼里——一直心存戒备地注视着美国的动向，于是时而倾向于、时而脱离开德国或俄罗斯或英国。 索托这本书从法德在1954年开始和解时说起，因为那时巴黎很不情愿地放弃了它在战时和战后初期所怀有的成为对西德的主要影响力的希望。在朝鲜和印度支那战争以后，巴黎产生了关于苏联对欧洲的军事威胁的新的紧迫感，它承认德国的复兴和重新武装是不可避免的。但索托指出，新的政策并不意味着放弃1944年所订立的领导欧洲的目标，而是寻求实现这一目标的另一途径。美国被认为是主要的障碍。 巴黎为使自己确信有必要成为欧洲主要力量，使用了各种论点：美国会因德国重新居于主导地位而退出、放弃欧洲；美－苏的互相迁就会使欧洲在超级大国之间保持中立或建立国际共管；美国的霸主地位和势力扩张已是即将出现的事。说来也怪，从记录上看，这些论点似乎并不反美，而是企图取代美国。 问题始终在于：法国不再拥有与它的雄心相称的力量。所以，政策的要点就放在如何使法国处于各国综合力量的首位。当1957年法国进行原子弹计划时，它的策略竟扩大到以不很明确的条件谋求德国（以及意大利在短期内的）对法国计划的秘密财力支援，而法国则以让德国参与该计划作为回报。这项协定是由两国国防部长沙邦－戴尔玛(J.Chaban-Delmas)和斯特劳斯(F.J.Strass)签字的。德国总理阿登纳(K.Adenaer)知道这个协定，但保持一定距离。索托援引了他对斯特劳斯说的话：“干吧，如果发生问题，我对它是毫不知情的。” 戴高乐在1958年掌权，得知这一秘密协定后，立即废除了它。但在以后若干年里，巴黎和波恩仍进行过会谈，内容不详，致使人们弄不清楚阿登纳的态度，不知他究竟是仍对原子弹感兴趣，还是仅将这种威胁作为向华盛顿施加压力的手段，促使美国更切实地保证它将保护德国。 戴高乐很快提出一项体现他的战略思想的建议：由法、英、美三国组成领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机构，负责修改公约，承认法国为西欧的领袖，由英、美担负这个三边领导集体的其他责任。1962年8月22日，戴高乐解释他的目的，说：“欧洲是法国的一种手段，可以用来重新获得它自滑铁卢以来所不曾得到的地位——世界第一强国。” 当这种欲望由于——按照索托的说法——“过分”而失败时，戴高乐换用了另一种方案，要求与德国合作，并要求在法国控制下建立起管理欧洲防务力量的政治组织。这也失败了，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欧洲的反对，一方面则是由于1963年与德国签订的条约，其目的竟然在于试图迫使波恩在巴黎和华盛顿两者中作出选择。 于是法国退出北约的军事指挥部，在1966年转向莫斯科，可是仍无多大收获。北约并未如法国所预料的那样垮台，却因德国在这个联盟中大大加强了自己的作用而继续存在。世界改变了，法国的基本政策却依然不变，只是有所修改，但那是由于环境所迫，并非出于随后几任法国总统的意愿。索托总结说：“由法国领导的法德伙伴关系的目的是建立一支与美国结盟但不听其指挥的欧洲防务力量，这个庞大计划失败了，”这意味着只有抛弃充当领导角色的梦想，法国才能获得它所寻求的防御力量。 索托并未提出任何教训，对于使他的国家固执地走向死胡同的法国历史和民族性的内涵也未作探索。他只是对历史纪录进行了分析。但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当前法国的严重困境和失败情绪。现在人们纷纷评说：“法国弊病”，在经济管理中的刻板做法，传统的国家管制和决策者对革新的厌恶。索托的许多同胞，虽然并不熟知他所研究的具体情况，但很可能也意识到，今后领导法国的人必须纠正法国那种总想控制别人的野心并且接受那不太辉煌的地位。但至今还没有人把这一点告诉他们。 摘自美国《外交》季刊1997年夏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