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代是欧洲文化学术领域“百花齐放”的时代。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里，史学——这朵文艺复兴学术园地里的奇葩，在抖落了满身神学尘垢和重压后，也迎着科学到来的春天绽开了新蕾。在西欧意、德、法、英等几个主要国度里，涌现出了一批卓越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史学代表人物，马基雅维里（下称马氏）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之一。然而遗憾的是，国内外史学界对这位杰出的人文主义史学家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最明显的例证是，很少有关于马氏史学思想方面的文章见于报端。本文认为，马氏是一位对西欧近代史学形成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文主义史学家。他对西方史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撰写了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称之为“不朽杰作”的《佛罗伦萨史》；从人本史观出发，使史学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辩证的看待时代与世事变化，显露出明显的近代历史哲学萌芽；通过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到控制命运的高度，打破了历史循环论，把历史与政治结合起来，倡导历史为政治服务。 一 《佛罗伦萨史》——不朽的杰作 资产阶级史学家之所以奉马氏为近代史学的先驱，马克思之所以把马氏认定为史学家，这些声誉的获得，主要来自他的《佛罗伦萨史》。因此，我们在探讨马氏的人文主义史学思想以及论证他是杰出的人文主义史学家时，很有必要对《佛罗伦萨史》这部文艺复兴时期最负盛名的史学著作之写作背景及方法作一探讨。 如果说意大利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故乡，那么，佛罗伦萨则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圣地”。《佛罗伦萨史》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被布克哈特称之为“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国家”的共和制城市密切相关，因为在这里，“最高尚的政治思想和人类变化的最多的发展形式与佛罗伦萨的历史结合在一起了”（注：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1，第72页）。由此孕育出了一批当时享誉欧洲的历史学家，如乔万尼·维兰尼、布拉乔利尼·波吉奥、列奥那多布鲁尼、马基雅维里和桂鸠迪尼等，不过，“在所有意大利人文史家中，对西洋史学贡献最大、对后世史学思想影响最深者是两位失意的政治家马基雅维里和桂鸠迪尼”（注：蔡石山：《西洋史学史》，环球书社，民国七十一年，第86页）。 马氏本来是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家，为什么尔后他又成了历史学家？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撰写《佛罗伦萨史》？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他在完成了《罗马史论》后不久，命运之轮忽然有了转机，1520年他被美第奇政府任命为佛罗伦萨史官，负责撰写佛罗伦萨史，这无疑为他撰写此书提供了可能。二是在他看来，过去的佛罗伦萨史学家著述的《佛罗伦萨史》很不理想，这些史学家在阐述佛罗伦萨的历史时，往往关注对外战争，而忽略内争、内乱及其后果，害怕得罪佛罗伦萨已经作古的后代。因此，他觉得有必要写一本能直笔详述佛罗伦萨内乱的党派纷争的史书，以使公民通过他人的苦难变得聪明些，并保持团结（注：参见《佛罗伦萨史》马基雅维里原序）。三是马氏平生的抱负是要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但不料宦海沉浮，仕途受挫，他只好将其政治理想和热情倾注到著述中去，可见，他写史的终极原因，还是为了政治目的而研究历史。对此，有人评论说：“他希冀以历史的教训，用罗马的兴国故事做榜样，来改造16世纪意大利的政治局面。”（注：蔡石山：《西洋史学史》，第88页）正是基于上述三个原因，他才写出了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了也拍手叫好的史学著作，如马克思在评价《佛罗伦萨史》时，认为它是一部“杰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84页）。 《佛罗伦萨史》共分8卷。它从追溯日尔曼人入侵罗马帝国开始，写至1492年，即美第奇家族豪华者洛伦佐逝世为止。该书除以佛罗伦萨城史为主之外，也包括全意大利的历史。该书是一部人文主义史学代表作之一，它无论从布局谋篇，还是在写作手法和内容上，都有较明显的人文主义史学特征。 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基本上继承了古典史学的传统，尤其是李维、萨鲁斯特所留下来的传统。马氏也是如此，他在史体上仍采用分编章叙述体，如他把《佛罗伦萨史》共分为8卷57章来叙述。同时，他还遵循人文主义史学家在分篇章叙述时所采用的惯用格式，即每卷每章开篇，都以一段概括性的论述总括全文，表达作者的主题思想，观点态度和好恶。如他在第四卷第一章第一段写道：“共和政体，特别是那些组织得不健全的共和政体，常常变换统治者和体制结构。这并不象许多人设想的那样，是自由或镇压造成的后果，而是奴役和放肆使然。……古代许多共和国就是具有这类优异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注：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商务印书馆，1982，第178-179页） 在叙述内容上，马氏尽管仍然对战争和外交感兴趣，这既可从他每遇战争，必详细描写得到证明，也可从该书目录使用了不少战争外交标题看出，但我们应该看到，他在史学内容的叙述上还是对人文主义史学有所突破。他一反当时人文主义者只关注军事和外交事件而忽略国内事务的做法，加强了叙述国内事务的比重，相应地调整了战争与外交的位置和比重。马氏在内容上的另一突破，是把佛罗伦萨视为意大利的一个有机部分，并置于意大利整体中加以叙述。由此，可以看到，马氏成了第一个用全局眼光来看待意大利整体历史的史学家，从而开了人文主义史学家突破地区史向意大利全史发展的先河。 人文主义者关于历史编撰学有诸多信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为了以最鲜明的方式传达最有益的道德教训，历史学家必须培养一种扣人心弦的修辞风格”（注：昆廷·斯金纳：《马基雅维里》，工人出版社，1985，第151页），马氏严格地遵循这一信条，在写作上仍把历史学归于修辞学门下，追求文彩和表达效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不惜采用虚构的手法，如他在评论14世纪早期卢卡的暴君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Castruccio.Castracani)时，一开始，他用杜撰的手法，把卡斯特鲁乔描述为一个弃儿，然后，对这位暴君的从生到死的生活细节进行剪裁加工，最后以最能达到修辞效果的暴君临终前的悔恨式演讲作为评论的结束。为了达到预定效果，人文主义史学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往往穿插演说辞。马氏在其《佛罗伦萨史》中，更是精心杜撰了不少演说辞，这些演说辞有时甚至占了一章的一半甚至更多。这些演说辞以马氏最擅长的警句和对偶式手法写成，以精心修饰的文辞形式再现了其政治理论的主题，如他在《佛罗伦萨史》第2卷里，安排一个执政官在雅典公爵面前以“自由”为题发表演说：“自由不是武力所能击溃，不是时间所能磨损，不是利益所能抗衡”（注：参见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第2卷，英文对照，A.Gilbert:《Machialvelli:The chief worksand others》，第1124页），以此说明“自由”的永恒性。以虚拟演说辞的方式评述历史，表明马氏在作史方法上仍未摆脱人文主义史学编撰方法的巢臼。所不同的是，人文主义者只把目光集中在自己所属的政府“力量”，马氏叙述历史由于是为其政治理论提供证据和实例，因而他把重点始终放在对自己的政治观点的阐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