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黑人如何确立自己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是一个困扰美国黑人领袖们的棘手而又重大的问题。如果说内战之前黑人的关注中心是废除奴隶制、获取自由权的话，那末，内战之后的中心问题则是怎样使黑人在这个白人占统治地位的“自由社会”里生存和发展，是向白人种族主义势力迁就、妥协，以争取一席生存、发展之地，还是向白人统治权贵勇敢反抗，以赢得民族尊严和自由？是在文化价值观念上吸纳和认同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以便融入白人社会，还是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以确保黑人民族不丧失其民族特性？对这些涉及黑人根本利益的问题，美国黑人领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试图用自己的想法去影响和左右当时的黑人斗争。布克·T.华盛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可争议的黑人领袖，他的妥协主义思想代表了当时黑人领导阶层，尤其是南方黑人领导阶层的主导思想。本文试图就他的妥协主义思想作一剖析，着力考察它的时代背景、思想内容以及历史原因。 一 众所周知，爆发于19世纪中叶的美国南北战争，以其炽热的火焰终于把架套在黑人身上数世纪之久的锁链给烧熔，美国黑人自此翻身站立起来成为自由人。裹挟着战争风火的余威，美国北方新兴资产阶级力量及其代理人——共和党，为了确保奴隶制度不在南方死灰复燃，为了重创南方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同时也为了使共和党的政治力量在南方扎下根，在南方进行了十年左右的战后重建。南方重建的最显著成果当数美国联邦宪法第十四和第十五条修正案，前者赋予黑人以民权，后者为黑人行使选举权提供保障（注：James A.Henretta,America's History.Chicago:The Dorsey Press,1987,p.511.）。 然而，法律上赋予黑人的民权和选举权并不能即刻化为黑人实际生活中的现实。事实上，黑人还来不及为获取这些企盼已久的权利而欢呼雀跃，便发现行使这些权利之艰难重重。这是因为，南方重建自开始之日起便遭到了南方保守势力强烈抵抗和顽强反对，南方白人保守势力长期以来把持着地方政权，自视高人一等，从来不把黑人平等看待过。昔日受其任意役使的奴隶现在要与他们“平起平坐”，这显然是南方白人保守势力难以接受的。于是，南方白人保守势力竭尽其所能，层层阻挠第十四和第十五条修正案的实施。他们或者通过选举其代表进入政府机构来“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或者通过抵抗手段来阻碍黑人行使他们的权利。当这两种方法都收效甚微时，南方白人保守势力便诉诸暴力，用恐吓、威协等手段，“控制黑人的行动”（注：John Hope Franklinand Alfred A.Moss,Jr.,From Slavery To Freedom:A History of Ne-gro Americans.New York:Alfred A.Knoph,1988,PP.226-227.）。时至1877年，南方重建在共和党领袖相继去世、北方改革力量对南方重建热忱不断下降、北方工业资本家已稳固立足南方、南北方主流政治力量更致力于妥协等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宣告结束（注：Benjamin Quarles,The Negro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Company,1987,PP.141-142.）。南方保守势力因此而重新上台执政。卷土重来的南方保守势力为了加强和巩固其政权，千方百计剥夺黑人的政治权利。在19世纪末期，他们先后制定了诸如文化考试、人头税、“祖父条款”和财产条件等州法。而当这些“文明”手段仍无法完全阻止黑人行使选举权时，南方白人保守势力便毫不犹豫地动用三K党等恐怖组织，采取恐吓、烧杀、私刑等手段，逼迫黑人就范、“自觉”地放弃选举权。通过这些软硬兼施的手段，南方白人保守势力有效地削弱了黑人的政治权力，致使黑人的政治权力在南方变得无足轻重。举例来说，1896年，路易斯安娜州约有130344名黑人登记选举，但到了1900年，该州黑人登记投票人只剩下5320名。黑人通过内战好不容易赢得的政治选举权就这样被南方白人保守势力给人为地剥夺掉了，黑人也因此而重新陷入“政治无力”状态（注：John Hope Franklin,From slavery to Froo-dom,p.237.）。 南方白人保守势力除了在政治上剥夺黑人权力以外，还在经济上设法使黑人重新回到依附白人、从属白人、听从白人摆布的农奴式位置。我们知道，南方重建时期，由于北方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在重建问题上缺乏政治意志，重建进行得十分不彻底。黑人尽管在政治上获得了自由，但由于没有经济力量作其后盾，他们的这种政治自由显得十分脆弱。鉴于美国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本质之缘故，南方战败后，那些种植园奴隶主们只是“失去”了奴隶，他们的大片土地并没有被没收去分给奴隶。结果，黑人名义上是自由了，但由于没有土地，没有牲口，没有积蓄，没有种子，他们实际上“仍没有有效的手段去感受自由的全部含义”（注：Samuel R.Spencer,Jr.,Booker T.Washington and the Negro's Placein American Life.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55,editor'spreface.）。而此刻的昔日奴隶主们则利用其拥有的大量土地及手中所掌握的其他生产资料，竭尽其能地在经济上压迫和剥削刚获解放的黑人。他们在南方各州采用种植园租佃制，通过分成制、抵押贷款制、赊购制、劳役偿债制等形式，使用欺诈、涂改帐目等卑劣手段，对黑人进行层层盘剥、无情压榨，使他们陷入无穷无尽的债务罗网，成为南方白人地主的变相性农奴（注：Thomas T.Lyons,Black Leadership in AmericanHistory.California: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71,p.60.）。 政治上、经济上剥夺了黑人的选举权和生存权之后，南方白人种族主义势力还在社会生活领域限制黑人的活动。早在南方重建初期，为防止刚获解放的黑奴因自由而“冲昏头脑”，以至在社会上“为所欲为”，南方各州议会在1865至1866年之间，相继通过了“黑人法典”，以代替业以无效的“奴隶法典”。如同“奴隶法典”一样，“黑人法典”也旨在控制黑人的活动、限定黑人的社会地位。比如，南卡罗莱纳州的“黑人法典”规定，制订签约合同时，黑人的身份为“奴仆”，白人的身份为“主人”；黑人未经许可不可随便离开所在地。密西西比州的“黑人法典”规定，黑人不许随便流浪，如被发现没有合法工作，黑人流浪者将会受罚；假如他无力支付罚款，地方法官有权把他们任意出雇给白人地主或其他业主。在几乎所有的南方州，黑人被禁止参加民兵，也不许拥有枪支；黑人要布道也需得到特别许可证。就这样，刚从奴隶制度桎梏下解放出来的黑人，在各种社会行动中又陷入种种限制之中（注：Benjamin Quarels,The Negro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PP.129-130.）。作为推行“黑人法典”制度的逻辑结果，各种种族隔离政策也先后被制订出来。19世纪下半期，南方各州都制订了各种各样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从戏院、餐馆、商店、学校、公共汽车站等公共场所，到住宅、交友、婚姻等私人领域，都严格地把黑白人种分离开来，强行剥夺黑人本应享受的公民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