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美国在美日谈判第二阶段及最后阶段的远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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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1941年的美日谈判主要围绕三国同盟、经济合作及中国问题进行,而纠葛的焦点则在中国问题。美国政府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重申“赫尔四原则”,要求日本从中国及法属印度支那撤军。较之第一阶段,美国政府的对日绥靖色彩趋于暗淡,强硬、遏制的一面逐渐占了上风。在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政府的对日绥靖倾向又死灰复燃,提出了严重绥靖日本、牺牲中国的《美日协定基础案》,只不过没有付诸行动。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反复,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响:一、时至1941年8月, 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是美国政府对日强硬的重要因素;二、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英国对日强硬态度的影响;三、世界形势与美国的国内形势均趋于好转。但这种强硬是以不导致太平洋战争为基点的,正因如此,到了谈判的最后阶段,为了赢得备战的时间,美国政府不惜抛出《美日协定基础案》。而在亚洲,中国正在支持着美国的先欧后亚的大战略。正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浴血抗战,才便美国在暂时绥靖日本还是继续支持中国之间选择了后者。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1998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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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在美日谈判第一阶段的远东政策,笔者已做过分析。本文拟对美国在美日谈判第二阶段和最后阶段的远东政策尤其是中国在其中的影响做一初步探讨。

      一

      先谈美日谈判的第二阶段(1941年8月—10月)。

      外交谈判是一个双方互动的过程。1941年7月25日, 日本派兵进驻印度支那南部。26日,罗斯福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8月1日,又宣布对日禁运。接着英、荷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对日本而言,贸易禁运是灾难性的,也是出乎意外的。7月26 日的《大本营机密日记》曾写道:美国“迟早有一天要实行禁运,实行禁运的时机在今明年不会很快到来”。(注:实松让:《珍珠港事件前的日日夜夜》,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170、282、150页。)如果没有外部资源的输入,日本仅靠自己的物产是无法支持下去的。日本估计,海军将在两年之内瘫痪,重要的工业部门将在一年之内瘫痪。禁运使得日本必须在战与和之间作出抉择。而由此产生的危机就成为美日在华盛顿重开谈判的背景。

      冻结日本资产的命令及禁运促使日本当局进行紧急磋商。经近卫首相的多方疏通,在8月4日的联络会议上作出了日本的提案,希望以此重开美日谈判之门。

      该案由野村于8月6日提交赫尔。主要内容有二:1.日本提供的保证:日本不向印度支那以外的西南太平洋地区进兵,一旦中国事变得以解决,则立即从法属印度支那撤兵;日本保证菲律宾的独立。2.美国给予的保证:停止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措施;恢复与日本的通商关系;协助日本获取西南太平洋地区尤其是荷属东印度的天然资源;斡旋中日两国间进行谈判;日本即使从印度支那撤退后,也拥有那里的特殊地位。(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原书房1978年版,第536—538、540、545—546、544、550—552、548—549、556页。)

      在提案的第一项里,日本撤出印度支那必须以中国事变的解决为前提,实质上是无限期占领该地区;在第二项里,美停止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措施,就是变相要求美国解除其在该地区的武装,使之成为真空地带,而日本则可以在此为所欲为。对于这样的提案,赫尔仅表示留待以后讨论,并警告说,如果日本不停止武力征服,就没有会谈的余地。

      为了打破僵局,近卫于8月4日,向陆海两相表示要亲自会见罗斯福,披沥日本建立“东亚共荣圈”的决心。但目前作出让步是明智的,如总统仍不能理解日本的意图,就中断谈判。(注:芦田均:《第二次世界大战外交史》,时事通信社昭和34年版,第316—31777页。)为此,外务省于8 月7日向野村下达了提议中的近卫——罗斯福会谈的指示。此后的两个月里,日本政府对美国的外交调整就完全放在日美首脑的会见上了。

      恰在同一天,罗斯福前往纽芬兰的阿金夏湾,准备与丘吉尔举行一次与近卫提议完全不同的最高级会议。在随后的会谈中,丘吉尔向罗斯福建议:“现在只有给日本以明确的警告,才能阻止日军的南进政策。并且无论如何也得阻止日本的南进。”(注:芦田均:《第二次世界大战外交史》,时事通信社昭和34年版,第316—31777页。)罗斯福赞成向日本发出警告,但语气应和缓一些。

      17日,罗斯福召见了野村,并把对日警告作为备忘录交给了野村。美国在备忘录中声明:“假如日本政府以武力或武力威助推行对邻国实行军事统治的政策或计划,并在今后采取某种手段,那么,美国政府将保护美国及美国人民的正当权利和利益,为保卫美国的安全,将被迫立即采取一切美国认为必要的手段。”(注:实松让:《珍珠港事件前的日日夜夜》,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170、282、150页。)为避免过分刺激日本,罗斯福又对野村说:“我认为这个提议中的两国首脑会谈或许是有价值的”,地点在阿拉斯加,时间以十月中旬为宜。(注:毛阿:《日美外交秘史》,法政大学出版局昭和27年版,第232页。)

      会谈结束后,野村立即电告国内,申述其意见:“日美关系应立即进行调整,不容延缓,否则机会一失,就无法挽救了。”(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原书房1978年版,第536—538、540、545—546、544、550—552、548—549、556页。)

      对于首脑会谈,罗斯福虽表赞成,赫尔却持异议。他认为近卫的和平诚意值得怀疑,他是“七七事变”时的首相,三国同盟及日汪秘约都是在近卫任内签订的。若两国首脑进行会晤,会使中国人受到打击;并且如果会谈失败,日本军人很可能怪罪于美国,从而造成对美开战之势。(注:赫尔:《赫尔回忆录》下卷,纽约1948年版,第1024—1025、1027—1028、1027、1032—1033、1055—1056、1056、1058、1072—1073页。)

      因赫尔固执已见,罗斯福亦改变初衷。他在9月3日会见野村时说:“为了会谈能够成功,有必要就重要的问题举行预备性的会谈。 ”(注:野村:《出使美国》,附录, 东京岩波书房昭和21年版,第110、163、129—130页。)实质是拒绝了首脑会谈。

      同一天,日本政府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了新的对美谈判方针,形成9月6日提案。提案表明日本政府在某些重要的问题上有某种程度的让步。如:关于三国同盟,美在参加欧战时,三国同盟的解释及履行由日本独自决定(增添了“独自”一词);关于经济活动,强调美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凡是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就不加限制。但关于撤兵,提案只讲日本将按中日间未来的协定尽可能迅速地从中国撤军,而没有明示撤军期限。(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原书房1978年版,第536—538、540、545—546、544、550—552、548—549、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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