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城邦危机问题长期流行的传统观点认为，在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各城邦普遍发生危机。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增长，奴隶劳动日益排挤自由民劳动，土地逐步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大批公民失地破产，城市游民无产者人数激增，公民兵制瓦解，雇佣兵制取而代之，阶级斗争不断加剧。有的学者认为，城邦危机的本质，一方面是土地集中过程，另一方面则是大多数公民破产的过程。（注：前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卷第68页；等等。）近几十年来，虽然学者们不断就上述观点的某些方面提出质疑，但传统观点似乎仍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注郭小凌：《希腊军制变革与城邦危机》，《世界历史》， 1994年第6期。）本文力图从公元前4世纪雅典经济和社会实际出发，分析其城邦危机的特点。 一、奴隶制经济：低谷徘徊 历时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给雅典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战争使它积累多年的巨额金钱消耗一空，农牧业生产遭到毁灭性打击，劳里昂银矿荒废，奴隶人数骤减，工商业急剧败落。尤其是随着雅典帝国的瓦解，雅典人所控制的领土、领海的范围大大缩小，属民人口剧减，国势一落千丈。（注：B.S.斯特劳斯：《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的雅典》（B.S.Srtauss,Athens after the Peloponnesian War），伦敦1986年版，第432—63页。） 战后雅典经济的复苏举步难艰。战争的破坏、居民的拓荒和滥采滥伐，使阿提卡地区的生态环境有所恶化。同时，因战争、瘟疫而造成的大量人力损失，以及大批精壮劳力外流，（注：N.G.L.哈蒙德：《希腊史》（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B.C.）牛津1977年版，第666—667页。）使其人口出生率比前一世纪有所降低。这都不利于经济的回升。德摩斯提尼指出，公元前4世纪前期，雅典金钱岁入仅130塔连特，约相当于公元前427／426年的1／15；直到前345年前后达达到400塔连特，相当于427／426年的1／5。 （注：德摩斯提尼（Demosthenes）：X.37.37—38;阿里斯托芬:《马蜂》（Aristophanes,Wasps）656—660行。本文所引古典作品凡未另注明者，皆据《洛易卜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英译。） 公元前4 世纪雅典的经济潜力远不如其极盛时期。 雅典政府在前428／427年首次向公民征收战争税（税率约为财产价值的1%）， 一次即征得200塔连特。这意味着应纳税公民的财产总值不下2万塔连特。（注：修昔底德：Ⅲ.19.1.Ⅱ.12.Ⅱ.65.）然而在前378／377年所进行的财产普查表明，雅典应纳税者的财产总值仅约6000塔连特，（注：德摩斯提尼：XN.19、27;XX Ⅱ.37;37—40。）不足50年前的1／3。因此，尽管当政者把这种税收逐步制度化，但在前377——357年间的征税总额仅约300 塔连特。（注：德摩斯提尼：XN.19、27;XX Ⅱ.37;37—40。）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国库储存最多时达9700塔连特，4世纪前期至多不超过1000塔连特。（注：修昔底德：Ⅲ.19.1.Ⅱ.12.Ⅱ.65.）这足以说明前4世纪雅典城邦的物质财富大大少于其极盛时期。 及至前4世纪70—60年代， 雅典经济尤其是阿提卡在农牧业生产已有较大恢复。（注：A.弗伦奇：《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经济条件》（A.French,Economic Conditions in Fourth—century Athens）,《希腊和罗马》（Greece and Rome）,第38卷第1期，1991年，第24—40页。）“同盟战争”结束时，经济再度跌入低谷，其后十余年又有较快回升，特别是海上贸易和采银业的恢复较为明显，（注：E.M.伯克：《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的雅典：国力恢复及海上贸易的作用》（E.M.Burke,Athens after the Peloponnesian War:Restoration Efforts andthe Role of Maritime Commerce）。《古典古代》（ ClassicalAntiquity），第9卷第期，1990年，第1—13页。）成为前4世纪的第二个高潮。因此，单就公元前4世纪而言，雅典经济呈波浪式增长之势，说它处于经济危机或经济衰落的时代似有欠公允，但与古典时代的极盛时期相比，前4 世纪的雅典经济始终未走出低谷徘徊状态。 二、土地所有制：私有化程度加深 在整个古典时代，土地财产始终是雅典公民的主要财富形式和主要收入来源。土地所有制的变革，无疑是导致城邦经济基础变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传统观点认为，公元前4 世纪城邦土地逐步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小土地所有制迅速向大土地所有制转化，从而破坏了城邦原有的所有制结构，城邦的经济基础随之趋于瓦解。这种看法实际上并无充足的史实依据。 众所周知，阿提卡土地贫瘠，耕地稀少，水源不足，不具备经营大农场的自然条件。因而在农业中大规模役使奴隶从事耕作是无利可图的。（注：M.I.芬利：《古代经济》（M.I.Finely,Ancient Economy）,加里福尼亚大学1972年，第31页。）事实上，雅典人在农业中使用奴隶的规模一直很小。 阿提卡的债碑（Horoi）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公元前4世纪雅典小农衰落和农业财产日益集中的证据。这一点已经令人信服地为新近的研究成果所否定。M.I.芬利通过对几乎所有现存债碑的全面细致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抵押土地既不是急需用钱的贫民，也不是那些为生产筹集资金的作坊主。抵押贷款是为了履行公益捐献义务和缴税，以及对现款的紧急需要（如置办嫁妆、赎取战俘等），也有一些是为了牟利（如海洋贷款），债碑本身并未告诉我们任何有关小农及其债务的情况，它们是以较富有的土地所有者的财产为基础的。（注：M.I.芬利：《古代希腊的经济和社会》（M.I.Finley,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Greece）,伦敦1981年版，第62—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