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乔治·凯南发表了署名“X”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首次公开提出了遏制苏联的战略构想，同时也引发了美国舆论界关于怎样设计对苏联政策的争论。著名专栏作家W·李普曼批评说，凯南的遏制理论是杜鲁门主义的理论依据和进一步发挥，“一个构思正确、设计可靠的政策，应该针对着苏联红军驻在欧洲这一事实，而不是针对意识形态、政府形式、社会主义”等等〔1〕。70年代以来， 美国学术界又围绕着凯南的遏制战略究竟是以政治手段还是以军事手段为主这个中心展开争论〔2〕。本文拟在积极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 探究凯南的“遏制”战略构想的特质、凯南的“遏制”战略构想与杜鲁门主义的分歧和共性、凯南的“遏制”战略构想与“多米诺骨牌理论”之关系。 一 乔治·凯南是在1946年的《长电报》中较完整地阐述其“遏制”战略思想的。《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之立意与前者一致。因此，探究凯南的遏制战略思想之特点，就不能不从这两个文件中显现的苏联观谈起。概括起来，凯南认为，在苏联领导人的思想模式中，“同美国不可能达成一项长远的妥协安排；若要使苏维埃国家获得安全，就应该、也必须扰乱我们社会的和谐，摧毁我们的传统生活方式，破坏我们国家的国际权威”。“俄国历史和传统强烈地影响支持着他们的这种感情”，从而决定了苏联战后对西方敌对和尽可能扩张其势力范围的政策。不过，苏联不会受意识形态的驱使而去仓促达到自己的目的，“它的政治行动就像是一股流动不息的溪水，不管往哪边拐弯，总是向着既定目标前进。它关心的主要是保住在世界强权这大片流域中，它已注满的每一个对它有用的角落和缝隙”。换言之，苏联领导人虽然坚信资本主义必然崩溃，但他们不会急于诉诸战争以求实现该目的。反之，他们将利用各种手段加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和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特别是削弱西方国家对殖民地、附属国的控制和影响。要想有效地对付苏联，“不能用那些代表美国民主舆论心血来潮的零零星星的行动，而只能使用同俄国针锋相对的聪明的长期政策。这些政策无论在目的的坚定性方面，还是在运用手法的灵活多变性方面，都绝不亚于苏联那一套”。“美国对苏政策最主要方面就是长期、耐心、坚定和警惕地遏制其对外扩张倾向”，“在凡是有迹象表明苏联人侵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地方，以坚定不移的反击来对付他们”。美国要以这样的政策作为它的力量，“促进那种最终必将导致苏联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软化的趋势发展”。所谓“软化”，指的是苏联“性格”出现如下属性：1.“在它同其它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上，将是保持容忍的、可以打交道的和直爽坦率的”，不再采取那种意识形态立场。2.“政府权力的运用将不越过一条很明显的界限而陷入极权主义之中。”3.“它将不把压迫的枷锁强加于具有民族自决的本能和能力的其他民族身上。”在实现这些目标后，“将容许在俄国早日建立任何同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私人企业相类似的制度”〔3〕。 显然，凯南对遏制战略取得成功抱着极其乐观的态度。这种信念深深地根置于他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对苏合作政策和苏维埃政权软弱性的认识。在凯南看来，二战时期罗斯福总统的对苏合作政策是一种单方面的妥协，只靠这种妥协不会使苏联变得谨慎、温和，反被苏联所利用。直到目前为止，美国的让步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与苏联领导人在战后欧、亚秩序方面达成的协议也是失败的。对苏联扩张主义，“应该用另一种方式来处理。这就是立即停止对克里姆林宫单方面的愚蠢让步”。“与西方国家相比，苏联仍然是相当虚弱的。”苏联没有战略空军和海军。由于长期加速进行工业化和战争的破坏，苏联民众“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已疲惫不堪”；苏联没有建立起政权交替的规则，一旦斯大林逝世，内部可能发生长达十几年的自相削弱的斗争。“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使得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到破坏，苏联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为一个最弱和最可怜的国家。 ”〔4〕 不过，凯南在“X”文章中只是笼而统之地提出要遏制苏联。20 年后，凯南在撰写《回忆录》时说，“我没有讲清楚，当我提到对苏联实行遏制时，所指的乃是使用某种政治威胁手段的政治性遏制，而不是使用某种军事威胁性的手段”；“没有把各个不同的地理区域区别开来，没有写清楚我当时所说的‘遏制’并不是说我们靠它一定能到处达到我们心目中的目的；更不是我们需要到处取得成功”〔5〕。应该指出， 这种事后限制他所写的东西的适用范围的说法，当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在凯南的遏制战略构想中确实曾经一再强调苏联威胁的政治性质〔6〕，但从来没有将政治经济手段与军事手段截然对立起来，始终非常清楚军事力量在遏制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其视为维护政治地位、抵御侵略、扶持盟友乃至战争爆发之时赢得战争胜利的基本手段〔7〕。 至于凯南将遏制战略的地理区域区别明确界定下来，乃是伴随着他从偏重探讨“苏联扩张的根源”转向究明“苏联及其他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政策是以什么形态存在的”而来的；也是他不再继续坚持“在凡是有迹象表明苏联人侵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地方，以坚定不移的反击来对付他们”、“促进那种必将导致苏联政权瓦解”的趋势发展，明确提出“恢复欧、亚均势”、“利用莫斯科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紧张关系”，削弱苏联在其境外的影响，“改变苏联领导人对国际关系的思考方式”这些具体目标的必然结果〔8〕。 在上述三个新目标中，最重要的是“恢复欧、亚均势”〔9〕。 凯南认为，欧洲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重心，今后苏联也仍将采取确保东欧为势力范围的政策。这样一来，不仅将加强对捷克斯洛伐克自由主义运动的压制，而且希腊、意大利、法国的共产党也将日趋活跃。“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在欧、亚恢复均势。”〔10〕美国的资源和力量是有限的，美国的利益也是有选择的，应当在美国对外政策目标与实现该种目标的手段之间保持合理的关系〔11〕。欧洲问题的根源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战争给欧洲经济、政治造成的混乱〔12〕。在欧洲能否与苏联相抗衡，关键在于建立一个有英国参加的西方同盟。德国将来必定实现统一，必须努力消除有关各国的不安，改变现行的惩罚性对德政策，使德国亲美化〔13〕。美国还应以经济援助的方式，帮助西欧各国恢复经济实力，提高西欧各国民众的信心〔14〕。在地中海沿岸及南欧，只要苏联不停止对这一地区各国共产党的援助，美国就应增加对各国政府的军事援助，美军决不能后撤。唯其如此，才能迫使苏联和美国讨论德国及欧洲问题。但是，在远东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远东各国政局动荡，改变这种局面“超出了美国的能力”。美国的政治哲学、生活方式对远东的民众影响甚微，二者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只能成为“羡慕或者愤恨的对象”〔15〕。远东各国的致命弱点在于人口和粮食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引进现代技术。在这一过程中，苏联可能乘机而入。所以，要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对远东问题的思维方式，放弃“人权、民主化、文明生活等等抽象的非现实目标”，代之以能带来实际效果的军事、经济手段〔16〕。尽早结束对中国、朝鲜的军事援助，将菲律宾、日本作为维护美国在东亚利益的支柱，以在远东增加压力牵制苏联在欧洲的扩张〔17〕。在亚洲各国中，日本拥有最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最多的经过现代战争训练的潜在兵力，是唯一能举国动员参战的国家。另一方面，日本国内还存在着共产化和苏联施加影响的基础，如日共的存在，在西伯利亚滞留的“受共产主义教育”的60万日本人。现行的对日政策，尽管在解除武装和清除军国主义方面颇有成效，但却没有充分考虑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政治渗透，因此也就无法指望日本实现政治经济稳定。所以，必须改变对日政策。在政治上促进日本国内稳定，以“经济复兴作为占领政策的主要目标”，在外交上使日本与美国协调一致，在军事上创建包括“武装警察”（Constabulary）、“ 海岸警备队 ”（ Coastguard）在内的“国内警察部队”（Civil police force），同时， 美国在日本本土及附近岛屿驻军〔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