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美国人认为，作为上帝选择的一个特殊国度，美国对人类的发展和命运承担一种特殊的责任。这种把世界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的“使命”神话根深蒂固于美国文化之中，深深地影响着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与态度。当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开始发展与其它国家的外交关系时，这种“使命”观自然对深受白人文化熏陶的政府决策者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体现出来，成为表现在美国对外关系上的一个显著特征。莫雷尔·希尔德等人在《文化与外交》一书的导言中写道：“考察美国外交事务的出发点是这种信仰，即美国在外部世界关系中享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享有的特殊使命。”〔1 〕尽管这种使命体现出的内容在现实世界中未必真实，但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观，它无疑是美国外交决策者思想意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探讨美国“使命”观的历史与文化起源可以有助于我们从深层认识美国外交的实质。 一、开拓北美大陆的“上帝的选民” “上帝的选民”早在古代就成为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统治合理化的一种诠释。如古代希伯莱人就宣称他们是一个神圣民族，是被上帝选择为一个统治地球上所有国家的特殊民族。基督教中的“上帝的选民”这一概念源于《旧约全书》，指上帝挑选以色列民族为自己的选民，拯救他们脱离埃及法老的奴役。以后这一概念有了很大的外延，泛指尘世中因崇拜上帝而蒙受其恩宠的基督教徒。随着现代西方文明的兴起，“上帝的选民”尽管在宗教含义上丝毫未变，但所指的对象却转向从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脱颖而出的新教徒。如新教的主要领袖约翰·加尔文提出的教义明显包括这方面的内容。“预定论”是加尔文教义的核心内容之一，也就是说无所不能的上帝以其绝对的意志对世人进行挑选，被选中者就是上帝的选民，其他则为弃民，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发财与破产，是区分二者的标志。当然“预定论”在加尔文教义中并非完全起着一种消极的作用。因为人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只能以自己在尘世的行动来确定和证明上帝对自己的恩宠，由此引发出新教徒的“天职观”，也就是新教徒以聆听上帝的召唤作为上帝的选民来到世间，他们有按照上帝所规定的信条改变和复兴世界的责任或义务。加尔文主义对英国清教徒的宗教观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上帝的选民”这一概念尽管对于新教各教派来说都不失为一种使自己在尘世之行为合理化的解释，但它所体现出的内容在虔诚的清教徒身上表现的更为强烈，他们自认为“出污泥而不染”，洁身清高，竭力通过自己在尘世的行为来证明上帝对自己的“恩宠”。他们本想在英国大展鸿图，推进宗教改革，实现梦寐以求的神圣理想。但是由于他们的主张反映出新兴阶级的要求和利益，很难为统治阶级所容忍。当英国王室开始对威胁其统治基础的清教徒进行迫害时，许多清教徒只好离开故土，在海外寻找实现他们宗教理想的新天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630年到1640年间，逃往国外的清教徒约6万人， 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不畏艰险，横渡大洋，来到了在他们眼中仍然是荒凉一片的北美大陆。数万名美国移民“始祖”的到达翻开了这里历史的新篇章。 清教徒移居北美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迫于国内不宽容的宗教氛围。但就深层而言，他们中的许多人却是为了信仰而甘愿放弃国内优厚的生活条件来到这块对他们来说还是命运未卜的大陆，寻找实现他们宗教理想的“净土”，“他们被迫背井离乡不是出于惩罚，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希望之乡。他们认为古代以色列人和他们自己之间的唯一重大区别是，他们渴望把这块荒野之地变成希望之乡。”〔2 〕当然这伙“上帝的选民”一开始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背后是波涛汹涌的海洋，头顶是茫茫无际的上苍，前面是孤寂可怕的荒野，他们除了向全能的上帝祈求之外，别无其他出路，一支清教徒移民领袖威廉·布雷福德记载了他们当时面临的几乎绝望的处境。“大家如果回顾身后，就只见他们泛渡过来的汪洋大海，它如今成了千重波障、万里鸿沟，将大家完全隔绝在文明世界之外。……现在除了上帝的精神和慈爱，还有什么能支持他们呢？”〔3〕在清教徒的眼中， 这些困难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之前上帝对他们的有意考验，也是他们迈向天国路上所遇到的必然障碍，“美国人是上帝选民的信仰并不暗示着一帆风顺地达到拯救。正如圣经十分明确表明的那样，上帝的选民经历了最严重的考验，承担着最难以忍受的负担。”〔4〕既然上帝选择了他们， 那么当他们身处绝境时上帝绝不会袖手旁观，抛弃他们。因此当他们向上帝祈求时，上帝听见了他们的声音，给他们指出了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美国现在每年11月下旬举行的“感恩节”已成为一个传统节日，其起源可追溯到普利茅斯殖民地移民始祖们适应新环境后对上帝的感恩戴德。当在新世界实现宿梦与开拓一片大陆的艰难环境结合在一起时，这伙“上帝的选民”才真正感受到了他们肩负的使命，“他们命定成为一个民族。……按照主的旨意，他们将要变荒野为文明，使之成为伊甸园，成为乐园。在上帝创造并安置在地球上的所有人中，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是新世界。正如基督给世界带来了新启示录，代替了旧启示录，这些上帝的选民带来了新的使命。”〔5〕在某种意义上说， 他们在英国播下的“理想”种子在北美大陆上找到了适合生长的环境，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 清教徒宣称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未必属实，但确实成为人们开拓新大陆过程中的精神食粮。随着居住在这块大陆上的人们的民族意识的增强，清教徒的宗教观深深地影响了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在思想意识上成为扬基文化的“灵魂”。有的美国人就说：“如果我们不理解清教，可以说就不理解美国。”〔6〕这种说法虽然颇有夸张， 但如果要对美国白人文化追根溯源，也不是没有道理，而清教对美国文化的影响恰恰是发轫于这批移民始祖的思想。当北美大陆的开拓以其独特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时，这种影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更加显而易见，尤其是“上帝的选民”这一概念在美国立国后成为把美国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区别开来的主要标志之一，这种观念在许多有影响的美国人思想中体现出来。如开国元勋之一托马斯·杰斐逊1785年建议，合众国的国玺上应该铭刻着受一束光柱指引的以色列人的孩子们。1805年他在就职美国总统的演说中说：“上帝指引着我们的祖先，就象指引着古代以色列人一样。”〔7〕杰斐逊的传记作者吉尔伯特·奇纳德由此认为， 杰斐逊确信，“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他们被赋予优越的智慧和力量。 ”〔8〕赫尔曼·梅尔维尔对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大加称颂， 他说：“我们美国人是特殊的上帝选民，是我们时代的以色列人；我们驾驶着世界自由的方舟。”〔9 〕类似这样的语言在美国政治界和学术界俯拾皆是，对美国白人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影响，当美国开始发生对外关系时，这种观念自然体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