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加坡的独立和发展，是令人瞩目的现象之一。它的崛起虽然规模狭小，但却有着普遍的意义：一是它充分利用战后逐步形成的有利于东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形势，为世界提供了一个非西方化的模式，即“政治集权化、经济自由化、文化群体本位”的现代化模式；二是在其实现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保留并增强着亚洲意识和东亚特色，创造了一种当代东方民族主义的新形态——以李光耀为代表的“融合型”民族主义，推动新加坡从开创民族独立大业到腾飞在东南亚的前列，并正在走向“伟大的小国”和成为“亚洲瑞士”。笔者认为，这种现代化的“模式”和民族主义“新形态”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本文旨在探讨这种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界说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 如果将李光耀的“融合型”民族主义思想作一概括，这就是：以争取新加坡民族独立和实现现代化为目标，提倡儒家思想，保持亚洲人价值观，强调合作精神，主张融会东西文化精华以创造新加坡文明国家的理念与治国方略。实际上这是一种服务于新加坡独立、生存与发展的民族主义。 这种民族主义是在反殖民主义基础上产生的，新加坡的基本国情和战后国际环境是这种民族主义形成的条件和前提。一是新加坡一百多年沦为殖民地的悲惨境地。新加坡自19世纪20年代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被日本侵略者强占，战后再次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长期备受殖民奴役、民族压迫之苦。此间，新加坡人民一直开展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二是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的移民国家，各民族几乎都是外来的移民和他们的后裔，其中有三个主要的民族集团：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些移民为开发、建设和发展新加坡的文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也逐渐成为相对稳定的新加坡居民。但也应该看到，新加坡的三大民族来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的国度，其民族性有着很大差异，因此，各族间的融合始终是新加坡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进入经济迅速发展、相对和平阶段。此间，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不断高涨，新加坡与东南亚各国一样，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课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加坡一群“从英国大学毕业出来的民族主义者”走上历史舞台，以其“融合型”民族主义思想和实践活动，推动着新加坡的独立和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大略说来，新加坡“融合型”民族主义初步形成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60年代新马分离前后大致定型，70～80年代又有新的发展。它是当代新加坡历史发展重要的一页。 李光耀是新加坡“一群受英文教育、从英国大学毕业出来的民族主义者”〔1〕的卓越代表，是这种“融合型”民族主义的创立者。 他的思想发展和实践活动使这种民族主义得到成功的衍义。 1923年9月16日，李光耀出生于新加坡。 他是祖籍来自广东大埔县古野乡的客家第三代华人的后裔，自幼便常听长辈人讲述客家人南迁的苦难故事，受到中华民族这只劲旅顽强拼搏悲歌壮剧的文化熏陶。因为他是长子，家族长辈望子成龙，都很重视对他的培养。他的祖父李云龙受过初级英文教育。李光耀五岁进华文小学，8 岁进直落古楼英文小学。12岁开始就读于莱佛士学院〔2〕。 李光耀在少年时期接受了扎实的基础教育，尤其是英文教育，这为其日后学习西方，广纳多方知识，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二战”爆发后，李光耀密切关注战局。他坚信“正义必胜！邪恶必败！”认为“强烈的民族气质，往往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败”〔3〕。1942年2月日军占领新加坡。面对日本法西斯的凶残狂暴，激发起他强烈的民族意识，他认真研读日本历史，以认识其今天和明天，意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必然走向灭亡。此间，李光耀有两次难忘的经历：一次是在走过日军岗哨时因忘记鞠躬而遭到日军的毒打；一次是被日军当作“危险分子”抓走，因途中逃跑而幸免遇难。那时，李光耀对日本法西斯充满仇恨，渴望获得独立。日后，当他跃上政坛后，曾这样表露心态：“他们（指日本侵略者—引者注）曾使我以及我那一代人，决心要为自由而斗争，要解除奴隶性的支配和外国统治。”〔4 〕这段经历可视作李光耀民族意识的最初萌发。 日本投降后，李光耀去英国留学，开始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建构时期。在英国学习四年，他不仅获得大学法科“双重第一荣誉学位”，名列榜首，而且取得在伦敦执业律师资格。留学期间，他注重研究政治和西方现代化道路，着力探索马来亚民族独立的途径。他阅读了大量的政治、法律书籍，研究过英国、瑞士、瑞典和以色列等国的立国模式，也涉猎过马列主义。他同英国工党的一些领导人如威尔逊、摩根多普斯等时有接触，对费边社和英国工党某些人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表示赞同，但也考虑到马来亚的国情同英国不一样，不能完全照搬工党经验。这时，他结识了一批马来亚留学生，其中关系最密切的有吴庆瑞、杜进才等，即后来被称为一群“从英国大学毕业出来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经常聚会，参加东姑·拉赫曼亲王组织的“马来亚论坛”，主要讨论如何争取马来亚民族独立问题。李光耀曾在该论坛作了题为“马来亚留学生的历史使命和重大作用”的讲演，大胆预言殖民帝国主义在马来亚必将消亡，肯定马来亚留学生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先锋队，认为如果这些知识阶层不能肩负领导重任，那么“在马来亚，再没有一个阶级具备更好的条件可以领导一个马来亚民族主义运动了”。这表明，此种民族主义从一开始便有明显的精英主义倾向。他特别提及如何妥善地接管政权，指出：“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人与马来人的种族协调。第二个问题是发展一个统一的政治路线。”他以乐观态度看待民族的前途，他说：“我们已经看到马来民族主义的诞生，我们正在看到马来亚华人民族主义的初步运动。”“马来亚独立的先决条件是一个马来亚社会的存在，这个社会不是马来人的、不是马来亚华人的、不是马来亚印度人的、不是马来亚欧亚混种人的，而是包括这个国家中各种族的马来亚人的。”他联系世界历史提出解决种族问题的办法，即要“瑞士型”的，而不是“巴勒斯坦型”的，并强调说：“只有在我们马来亚同胞之中灌输一种合作精神和政治独立的主张，泛马来亚政党才能真正存在，马来亚人的领导才会出现。”〔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