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K712.51 美国史学界一般把1900年～1917年间美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运动统称进步运动。在性质上，进步运动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有社会各阶层参与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目的在于消除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弊端，重建社会价值体系和经济秩序。在内容上，进步运动同时在联邦、州和市三级展开，从政治上的争取妇女选举权、市政改革到经济领域的反托拉斯运动，从救济穷人和改善工人待遇的社会正义运动到自然资源保护，囊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深远。 一、进步运动的经济根源 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化城市迅速崛起，国民财富急剧增多。1884年，美国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成为工业国。到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跃居世界之冠。城市化步伐加快，1860年～1910年，美国城市人口从621万增为4464万，由占全国总人口的19.8%上升到45.5%[1]。美国公民财富总值也从1850年的70 亿美元增加到1900年的880亿美元[2]。工业化给社会带来丰富的物质财富，但并没有消除社会贫困，出现物质丰富与社会进步间的“二律背反”，引起民众不满和社会骚动。 首先，工商界和金融界的兼并狂潮方兴未艾，垄断组织迅速增多和扩大。到1899年，垄断组织有185个，资本总额30亿美元， 占全国制造业资本的1／3[3]；全国铁路网在1901年已被六大垄断公司控制。 垄断组织垄断生产和销售，使大批中小企业被吞并或破产，广大消费者也难逃被其奴役的厄运。经济运行机制遭破坏，经济活动陷入无序状态。垄断组织对森林和矿产资源的掠夺性开发， 使美国森林面积由内战前的8亿英亩锐减到1901年的不足2亿英亩[4]，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引起举国关注。反托拉斯呼声此起彼伏，在1888年大选中，两大政党都把反托拉斯列入竞选纲领，并取得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胜利。其次，进入垄断阶段后，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困化问题更加突出。 据查理斯·B·斯布尔在1896年的统计，1%的美国人占有近一半的国家财富；12 %的美国人拥有近90%的国家财富[5]。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广大工人、农民、移民和黑人却日益陷入贫困的深渊。1890年，仅纽约市就有50万居民住在贫民窟[6]。著名社会活动家罗伯特·亨特估计， 在世纪之交，美国至少有10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4%）长期处于贫困状态[7] 。再次，工农贫困化直接引发社会骚动和阶级冲突。19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工人运动进入高潮，如1886年“五一”运动及秣市惨案、1892年荷姆斯特德钢铁工人大罢工、1894年普尔门城工人大罢工等。小资产阶级不再追随两大政党，反映其愿望的平民党运动蓬勃发展，遍及全国。 面对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主张通过政治经济改革来缓和社会矛盾，抵制社会主义运动，阻止革命思想蔓延。 二、进步运动的阶级根源 美国中产阶级是进步运动的倡导者和中坚力量，他们奔走呼号鼓动改革，做了许多具体的领导工作。19世纪末的美国中产阶级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中小企业主和农场主，他们又被称为旧中产阶级；另一部分是随工业化进程同步壮大的有强烈职业情感和社会责任心的自由职业者（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公务员），被称为新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特别是新中产阶级，是一个日益壮大的阶级， 是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革新力量。新中产阶级的人数不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都在快速增长。1870年～1910年间，美国总人口增长两倍多，其中工人阶级增长3倍，农民增长1倍，旧中产阶级只增加了2倍， 而新中产阶级增加了近8倍，人数从75万增为561万人，成为中产阶级中的多数，占63%[8]。因暴发户阶层的异军突起， 中产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相对下降，他们对专横跋扈的新贵们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出于社会责任感，他们对政治腐败和工业化带来的反社会反人性现象予以揭露和批判，逐渐走上反抗道路。他们对一小撮政党党魁操纵下的两大政党极为不满，高举改革旗帜，在七八十年代参加文官改革运动和共和党脱离派（Half—Breeds）运动，1892年又投入自由共和党运动。他们还利用职业之便掀起90年代的“黑幕揭发”运动，直接倡导社会改革。他们反对垄断寡头的“金钱政治”，要求限制垄断资产阶级的专横跋扈，加强联邦政府对经济的监督和管理，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保障机会均等的发展机制。研究进步运动的著名史家霍夫施塔特较为公允地评价了中产阶级在进步运动中的作用。“进步主义有别于人民党主义的是城市的中产阶级不但参加了反抗潮流，并担负起领导责任。”[9] 垄断资产阶级是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力量最强大的阶级。1896年垄断资产阶级的代理人麦金莱当选总统，标志垄断资产阶级全面执掌了国家政权。本质上，垄断资产阶级是最保守最反动的阶级，他们剥削工农群众，压制民主运动。他们把“大骚动”年代（1884年～1886年）的工人运动和1886年劳工政党参加竞选纽约市长视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序幕，感到颤栗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一批较有远见卓识的垄断资产阶级政治家已认识到垄断带来的政治腐败、经济秩序混乱和贫困化等严重问题最终将危及自身统治，因而实行一些不损害自己根本利益的改革是必要的。美孚石油公司代表约翰·D ·洛克菲勒就要求制定一部《全国公司法》，规范公司行为，授权联邦政府监督金融活动和企业资金帐户。这样就从垄断资产阶级中分化出一批支持改革的垄断资产阶级自由派，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就是他们的政治代表。他们把改革视为阻止工农革命和维护其阶级统治的手段。老罗斯福曾说：“我所奋斗的核心是希望从毁灭中拯救这个国家的富人及其追随者。……因为我反对社会主义学说……我希望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留我们曾经拥有过的同样的机会、自由、和平、正义和秩序。”[10]他们的改革口号是“效率”和“秩序”。垄断资产阶级自由派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并参与改革，这就使联邦政府领导全国范围的改革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