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马上就要庆祝她的百年华诞。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的综合性大学，北大专业的设置，最早具有“全科”的特点。在“全科”意义上的文科课程中，有关印度研究的课程，也是设置比较早的科目之一。在北大，这方面最早的倡议者，是蔡元培先生。1917年初，刚从欧洲归国不久的蔡元培来到北大任校长，对旧北大作全面的改革。蔡先生既有识见，又具魄力。他的改革的内容之一，是根据现代教育和学科设置的要求，开设新课。新课之一，有“印度哲学”一门。蔡先生又不拘一格，引进人才。“印度哲学”的教员，就请的是当时年仅24岁的梁漱溟先生。但当时梁先生由于在政府里有职务，一时不能脱身，没有立即到校，于是第一年就由许丹（季上）上课。一年以后，许离开北大，接下来的课就由梁先生担任。梁漱溟没有正规的学历，他到北大任教这件事，后来被添上一些有趣但并不确切的细节，成为北大校史上不时被人提到的一个故事。当时的情况， 几十年后， 梁漱溟先生自己在为北大80周年校庆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梁先生讲课的讲义，在1919年出版，题目就叫《印度哲学概论》。梁先生在北大讲课以及在北大外面作讲演的讲稿，在1921年也结成集子出版，题目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其中也有一部分是讲印度哲学与西洋和中国哲学的比较。 这是北大最早开设的与印度有关的课程，应该说也是近代中国正规大学里开设最早的印度学课程。 在20年代中国的学术界和思想文化界，人们在研究中国文化的同时，对一些与印度文化相关的问题，常常投以或多或少的关注与兴趣，这在当时几乎成为风气。这些问题主要是：东西文化比较、边疆史地、佛教思想（唯识法相）和典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梁启超。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政治和思想改革中最著名、也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20年代以后完全转入学术。他的研究兴趣，很大一部分是中印文化交流史，包括佛教和佛教典籍的历史。再如欧阳竟无，研究佛教的法相唯识学。在他之前，有他的老师、创办“金陵刻经处”的杨仁山。与他同时或稍晚一些，对此发生兴趣并作研究的，又有周叔迦、熊十力等。甚至本来是文学家的废名（冯文炳）后来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周叔迦、熊十力和废名，都曾经在北大任过教。他们研究的题目，不同程度地与印度文化有关。 胡适在五四前后是思想界和学术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也是北大的名教授。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归来，不久即到北大任教。胡适在学术上具有广泛的兴趣，在研究的问题和方法上也常常开风气之先。他在北大讲授过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自己还研究中国佛教的禅宗史。他在文学史和佛教研究中讨论的问题，往往与印度有关。认为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的原型来自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努曼，这一说法，就是由胡适最早提出的。他在1927年发表的《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以及后来有关禅宗研究的一批论著，尤其是他与日本铃木大拙在讨论禅宗史研究时所提出的意见，至今仍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胡适是一位活跃于国际学术界的学者，他从20年代到30年代，陆续用英文在欧美发表过一些文章，讨论中印之间在思想文化上的关系。这些文章，在西方学术界也颇具影响，其中例如《中国的印度化：一个文化借用的案例研究》（The Indianization of China:A CaseStudy of Cultural Borrowing），文中的观点虽可商榷， 但在当时和后来却一直引人注意。 这里顺便还应该提到印度著名的诗人泰戈尔在1924年的访华，这是当时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界中很轰动的一件事。泰戈尔的思想和文学作品，尤其是他的诗歌，对当时中国的新文学，尤其是新诗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加上他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来自正处在西方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印度，自然受到中国知识界绝大多数人的欢迎。泰戈尔访华，最初向中国方面联系，找到的对象，就是北京大学，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北大当时没有能承担这项任务。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中国的新知识界，第一位把泰戈尔的诗歌翻译成中文的译者，正是北京大学的陈独秀。陈独秀用文言文选译过泰戈尔的名诗《吉檀迦利》中的四首短诗， 发表在1915年10月出版的《青年杂志》上。《青年杂志》即后来五四时代最有名的新文化刊物《新青年》。 我没有能够调查从20年代到30年代北大究竟开设过哪些与印度有关的课程，但一定还有一些。大概是在1920年，或者最晚不超过1921年，北大聘请了从俄国来的学者钢和泰（A.von Staёl—Holstein）来校任教。钢和泰是梵学家，实际上是爱沙尼亚人，贵族出身，有男爵的封号。钢和泰在北大讲过些什么课程，现在还不太清楚，不过至少有三门：梵文、印度宗教哲学史和古印度史。这几门课，当时有多少学生听过，现在也不很清楚。钢和泰不能讲中文，上课或作讲演，有时需要翻译，翻译一事，常常就由胡适亲自担任。他的印度宗教哲学史课程，印过一种铅印的英文的讲义。北大东方学系图书室现在还藏有一册，是曾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先生当年的藏书之一，有陈先生自己糊的封皮和写的中文译名。钢和泰1926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书：《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精装一厚册。商务出版这部书，是由于梁启超的介绍。梁启超还为此书写了序。出这种书，当时很有些新鲜。这是钢和泰在北大期间的研究成果之一。在此期间，他还发表了一些论文，例如《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在当时也很有影响。陈寅恪先生20年代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清华在城外，北大在城内，陈先生常常利用周末的空暇，从城外到城内，跟钢和泰交流、学习和讨论。这在后来成为一段有名的故事。钢和泰在1928年转至美国，任教于哈佛大学，但最后还是回到了北京，1937年在北京去世。 在当时的学术界，研究工作与印度有关，同时个人也与北大有联系的学者，还有陈寅恪。陈寅恪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最有成绩、最值得敬仰的学者之一。他在1902年至1925年间先后数次赴日本、美国、法国和德国留学。他在美国、法国和德国，主要学习东方的一些古代语言，其中包括印度的梵语和巴利语。他在德国的师友，大多是当时最有名的印度学家。1925年，他从德国回国，回国后任教于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陈寅恪在清华开设的课程，最早的两门，就是“佛经翻译文学”和“东方学研究目录”。1928年，他接受了当时称作“北平大学北大学院”，实即北京大学的院长陈大齐的聘请，在北大兼任过一学期的课程，讲的也是“佛经翻译文学”。第二学期，因为身体的缘故，他不能再到北大上课，但北大仍有学生专门到清华去听他的课。陈寅恪在这段时间内发表的文章，许多都与印度的语言文化以及中印文化交流有关，其中最典型的如《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印度故事》、《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敦煌本唐梵翻对字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跋》以及《四声三问》。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入文革以后出版的陈寅恪的文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和《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938年，北大、清华、南开在云南昆明合组成西南联大，陈先生也曾经是联大的教授，为三校的学生讲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