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读书俱乐部”（Left Book Club，以下简称俱乐部）是本世纪30年代下半期英国政治和文化领域中的重要组织，其宗旨是唤起公众对紧迫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关切，如法西斯的本质及战争危险，以及用社会主义方法疗救英国社会的弊端，并倡议在英国组成人民阵线，在国际上与法、苏建立集体安全体系。 在俱乐部的全盛时期， 它拥有会员57,000人，学习小组1,500个（包括海外英国人社群）〔1〕，从1936年到1939年，共出版150种书籍（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记者斯诺和史沫特莱反映中国革命的名作《西行漫记》和《中国在反抗》都是由这个俱乐部首次出版的）。俱乐部的活动还包括：召集会员或群众大会（规模有时在万人以上）宣讲时事和政治问题；散发传单；举办各种文化和学术活动进一步宣传俱乐部的宗旨，用舆论和物质支援帮助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以及组织成员赴苏联考察等等。 实际上，这个俱乐部活动的性质和规模已远非其名称所能体现。30年代的西欧在经济危机和法西斯威胁的笼罩下风云变幻，但同时左翼思潮和力量也十分活跃。在这“红色的10年”中，一些国家的左派建立了政治联盟，而英国尚未达到这样的程度，于是“左翼读书俱乐部”的产生和发展便成为英国左派力量高涨的最突出的标志，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它“孕育了一场真正的群众性的社会运动”〔2〕， 成为“在英国为建立人民阵线而奋斗的最大最活跃的组织”〔3〕。 本文拟就俱乐部的产生、发展、与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及其社会影响、历史地位等作一些介绍和分析。 一、俱乐部的建立和发展 要介绍俱乐部的缘起，首先必须介绍其创始人和主持者维克多·戈伦茨（Victor Gollancz，1893—1967）。戈伦茨出身于犹太人家庭，青年时深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和同时代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英国知识分子相比，戈伦茨对于群众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启蒙有特殊的热情，在其自传中他认为在一个动荡的充满歧见的时代，群众的政治教育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生死攸关的。〔4〕这个基本信念贯穿了他一生的主要活动。一次大战时他与人合办了一份杂志：“公立学校眼中的世界”，向学生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后被战争部下令停办。1918年他出版了《公立学校中的政治教育》和《学校与世界》阐述在学校中开展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为充分实现其志向，他20年代投身出版业，并于1927年创办了自己的出版公司（维克多·戈伦茨出版公司，Victor Gollancz Ltd, London，直到70年代，仍是英国有影响的出版商之一）。戈伦茨始终不懈地探索以低价推出政论和学术书籍以达到教育大众的目的的途径。他曾经出版过一本由各领域名人合撰的《现代知识大纲》，共1000页，竟然销出7.5万册，售价从8先令6便士降到6先令，堪称当时出版界的奇迹。 进入30年代中期，戈伦茨教育和启蒙群众的使命感在新形势下变得更加强烈。当时的英国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国际挑战，但相当一部分公众中却弥漫着消极自保的苟且心理，所谓“安定、安全第一和绥靖”（tranquilty,safty first and appeasement）流行一时， 在实践中它们意味着消极地认可社会弊端并不惜代价地维持和平。戈伦茨回顾自己当时的心情时说：“我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答案是：你可以去帮助启蒙群众，你可以让他们知道，如果资本主义存在下去，这种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最终的结果将是战争”。〔5 〕他断言：“我们的拯救取决于群众的政治教育。”面对当时多数出版商抵制左派书籍的情况，戈伦茨决定由自己的公司单独承担起出版左翼书籍的使命。为了让这些书籍所代表的政治教育能为广泛的公众所接受，他坚持低订价（平均2.5 先令），但同时又必须考虑适当的赢利，于是他想出了组织读书俱乐部的主意：一方面，只有会员才能享受低价书的优惠，另一方面，作为会员又必须承担购买这些书籍的义务。戈伦茨认为只要会员人数达到2,500 人这个计划便是可行的。为使俱乐部具有一定的声望，戈伦茨决定邀约几位学术权威兼社会活动家组成评委会，每月请特定的作者撰写一部书稿（称“每月一书”）。 戈伦茨请了拉斯基和斯特雷奇作为自己的合作人。哈罗德·拉斯基是英国工党主要理论家，英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他30年代的一些重要活动正是在“左翼读书俱乐部”这个舞台上展开的。他为俱乐部写了一本《信念、理性、文明》以及大量的评论文章。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也是工党活动家，20年代曾任议员， 大危机中一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危机的解释从而成为工党的左翼，与英共关系密切，曾定期为英共“工人日报”写专栏。他精力充沛，为俱乐部写过几本书及大量的评论。他们与戈伦茨都有私交（拉斯基还是戈伦茨牛津大学的同窗），在主要现实问题上意见相合。他们的声望和活动能力无疑对俱乐部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1936年5月，俱乐部宣布成立。出乎戈伦茨的意料，当即便有5,000人加入，到年底会员人数便达到20,000人，1937年3月达到39,400人，1939年最高峰时达57,000人。至于会员以外的读者有人估计至少在50万以上。〔6 〕会员的社会结构涵盖了各个党派（工党、共产党、保守党、自由党）和各个阶层。例如，在伦敦的工业区之一哈克涅（Hackney ）有一个俱乐部的学习小组，其成员组成是：6个工人、5个家庭妇女，2个办公室文员，2个银行职员、1个铁路扳道工、1个经理和1 个化学工程师。估计在其它地方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比例要高一些。〔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