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朝鲜文化的几点思考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碧波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哈尔滨 150076

原文出处:
北方论丛

内容提要:

本文就三个问题进行思考: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高句丽族源神话与所谓檀君神话作比较研究。高句丽始祖朱蒙感日卵生,为河伯外孙,属中华文化系统,而檀君乃神人与熊女交合而生。它们是两种不同系别的族源神话。高句丽后代诸王只祀其始祖朱蒙,朱蒙之上再无祀。文章批驳了把高句丽纳入朝鲜史体系的错误观点,认为朱蒙出于檀君没有历史根据。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所谓檀君神话研究。《三国遗事》所记不是史实,而属神话传说。文章对檀君陵的发掘提出质疑。第三个问题是探讨朝鲜一词的由来。文章认为朝鲜最初名旸谷,或曰汤谷,九夷中的嵎夷集居地,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日出处海波如沸。在《周易》中的“箕子之明夷”卦,汤谷之后又称明夷,指东方日出之国。朝鲜一词是继汤谷、明夷之后于商周之际出现的地名,均属汉语言文化,来于海上日出之象。朝鲜一词综合了汤谷、明夷的文化内涵,更为鲜明地概括了朝鲜半岛的自然、人文地理与历史文化的特点,更符合汉语言文化以及文字构成诸特点而易为人们所接受。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1998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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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朝鲜文化是东北亚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东北亚文化圈中的一环。古朝鲜文化研究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课题,本文拟就古朝鲜文化提出几点思考,以就正于方家。

      关于族源神话的比较

      族源神话是研究探索民族渊源的一把钥匙,是民族史、民族文化史研究的基础。古朝鲜的族源神话由于某些因素而呈现出极为复杂的面貌,为正本清源,对古朝鲜文化中的族源神话作一比较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由于一些朝鲜史学家把扶余、高句丽族纳入到古朝鲜史序列,故而在古朝鲜文化中就有了一个比较研究的基础。

      夫余、高句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族、古国,自有其历史文化渊源。据考,扶余、高句丽族源神话最早见于我国汉代典籍。

      东汉王充《论衡·吉验篇》:“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于猪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置马栏中,欲使马藉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

      “东明之母初妊时,见气从天下,及生弃之,猪马以气嘘之而生之,长大,王欲杀之,以弓击水,鱼鳖为桥。天命不当死,故有猪马之救;命当都王扶余,故有鱼鳖为桥之助也。”

      《后汉书·东夷夫余传》、《三国志·东夷传》注引鱼豢《魏略》亦记此事,情节相同,只是橐离作索离、高离。这一记载虽嫌简略,却构成了夫余——高句丽族的感日卵生族源神话的基本框架(或者叫作原型)。

      《魏书·高句丽传》:“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与豕,豕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余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将有异志,请除之,王不听,命之养马。朱蒙每私试,知有善恶,骏者减肥令瘦,驽者善养令肥。夫余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给朱蒙。后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虽矢少,殪兽甚多。夫余之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告朱蒙曰:‘国将害汝,以汝才略,宜远适四方。’朱蒙乃与乌引、乌远等二人,弃夫余,东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余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是鱼鳖并浮,为之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见三人,其一著麻衣,一人著衲衣,一人著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

      这是高句丽族源神话的最完整的记载。

      《北史·百济传》又将夫余族源神话作为百济国的始祖神话,而为百济所继承。

      《梁书》、《周书》、《北史》、《隋书》等均有高句丽始祖朱蒙感于日影而卵生的族源神话的记载。

      光绪初年(1875年左右)在吉林省集安县发现的高句丽《好太王碑》:“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世,生而有圣德,……命驾,巡幸南下,路由夫余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葭浮龟。’应声即为连葭浮龟,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不乐世位,因遣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岗,黄龙负升天。”

      这里的邹牟,即朱蒙,即东明,为同音异写。《好太王碑》又称《广开土王碑》。好太王是高句丽王朝的第十九代王,公年391年即位,412年逝世,其子长寿王于公元414年为其父立碑。

      《高丽大兄冉牟墓志》:“大使者牟头娄口奴客文:河伯之孙,日月之子,邹牟圣王,元出北夫余……河伯之孙,日月之子,所生之地……河伯日月之孙……(转引自孙进已等编《东北古史资料丛编》第二卷,辽沈书社1989年版,第476—479页)

      高句丽始祖朱蒙(或曰东明,或曰邹牟)神话是在中华帝王天命观念支配下创造的,其基本框架——原型是鸡子——日影——河水——卵生:不平凡的妊娠与诞生;弃子图腾考验;超自然的神奇经历;出走建都:天命神授的帝王天命的结果,最后是生前建国称王,死后“负龙”升天。这则族源神话显然是在颛顼高阳文化影响下并杂揉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周人始祖后稷诞生以及后羿、逢蒙诸神话传说。这里蕴涵着太阳与河水、太阳与土地孕育了人类,它们是人类的父亲和母亲的原始的宇宙模式与人类意识。这则族源神话接受了华夏文化影响,而又具有本民族族源神话的特点。神话的结尾:路遇三人“一人著麻衣”——标志农业,“一人著衲衣”——标志信仰佛教;“一人著水藻衣”——标志渔猎业。如果是这样,则寓示着高句丽兼有农业、畜牧、渔猎的经济形态与信仰佛教的文化形态。

      至朝鲜史家金富轼所编撰《三国史记》一出,高句丽被纳入到古朝鲜史序列,古朝鲜史、古朝鲜文化史发生了新的变化。

      《三国史记》卷十三记云:“先是,夫余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其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相对流泪,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蛙一作蜗)。王喜曰:‘此乃天赉我令胤乎!’乃收而养之,名曰金蛙。及其长立为太子。后其相阿兰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号迦叶原,土壤膏腴宜五谷,可都也。’阿兰弗遂劝王移于彼,国号东扶余。其旧都有人,不知所从来,自称天帝子解慕漱,来都焉。及解夫娄薨,金蛙嗣位。于是时,得女子太白山南优渤水。问之曰,我是河伯之女,名柳花,与诸弟出游,时有一男子,自言天帝子解慕漱,诱我于熊心山下,鸭绿边室中私之,即往不返。父母责我无媒而从人,遂谪居优渤水。金蛙异之,幽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而照之,因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许,王弃之与犬豕,皆不食;又弃之路中,牛马避之;后弃之野,鸟覆翼之。王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儿,破壳而出,骨表英奇。年甫七岁,岿然异常。自作弓矢射之,百发百中。扶余俗语,善射为朱蒙,故以名云。金蛙有七子,常与朱蒙游戏,其技能皆不及朱蒙。其长子带素言于王曰:‘朱蒙非人所生,其为人也勇,若不早图,恐有后患,请除之。’王不听。使之养马。朱蒙知其骏者,而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主以肥者自乘,瘦者给朱蒙。后猎于野,以朱蒙善射,与其矢小,而朱蒙殪兽甚多。王子及诸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之,告曰:‘国人将害汝,以汝才略,何往而不可。与其迟留而受辱,不若远适以有为。’朱蒙乃与乌伊、摩离、陕父等三人为友,行至淹淲水(一名盖斯水,在今鸭绿东北),欲渡无梁,恐为追兵所迫,告水曰:‘我是天帝子,河泊外孙,今日逃走,追者垂及如何?’于是鱼鳖浮出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行至毛屯谷(《魏书》云普述水)遇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衲衣,一人著水藻衣。朱蒙问曰:‘子等何许人也?何姓何名乎?’麻衣者曰:‘名再思’。衲衣者曰:‘名武骨’。水藻衣者曰:‘名默居’。而不言姓;朱蒙赐再思姓克氏、武骨仲室氏、默居少室氏。乃告于众曰:‘我方承景命,欲启元基,而适遇此三贤,岂非天赐乎!’遂揆其能,各任以事,与之俱至卒本川(《魏书》云至纥升骨城),观其土地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因以高为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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