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欧洲的一体化进程遇到过无数次的坎坷曲折，但却从未中断，且在即将进入21世纪时显示出强劲的活力。对这个世纪性事态的思考，应超越对进程本身的探讨，考察一下欧洲一体化的文化渊源也许能给我们更多的启迪，正如前欧共体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先生说的那样：“欧共体不单单是冷战的产物，因而它肯定不会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亡。它甚至是上个世纪已存在的思想的结晶。”〔1 〕德洛尔先生或许很愿意加上一句，“而上个世纪的思想，本身就具有非常深远的文化渊源。”本文试图对欧洲一体化的思想文化渊源作一历史性考察，以图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与前景。 一、欧洲文明的同一性 欧洲一体化最深刻的根源在于欧洲文明的同一性。源于希腊的欧洲古典文明在罗马共和国晚期和罗马帝国早期得到了极大的补充，这个时期的“希腊化”进程使古希腊文明与古罗马文明相互交融，共同造就了欧洲文明的构架，这两者之间的交汇被普遍认为是“人类发展史上为数不多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2 〕罗马文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它广泛吸收古希腊文明的精华，把古代地中海文明推进到一个顶峰，并对后世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古罗马时期的文化成就与其后蛮族入侵的混乱和中世纪的昏暗相比更显得光辉灿烂，也使欧洲人难以忘怀，以致在沉寂了近一千年之后仍能唤起人们的激情，成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灵感源泉。古罗马文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继承和发扬了希腊文明，更重要的是，随着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向外扩张，它把同一种文明推广到整个西欧大陆。罗马帝国给了其所属地区一个深深的烙印，无论欧洲的民族和语言如何复杂，每个民族都以大体相同的方式接受了来自同一渊源的文化。罗马帝国皇帝及其将领们通过罗马军团的赫赫武力把同样的法律、宗教和行政管理加诸所有被称为“蛮族”的欧洲各原始民族，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希腊和边远的斯拉夫诸民族以外，欧洲各国的成文历史都是以罗马军团的来临和罗马法律的实施为开端的。〔3〕罗马城构成了当时西欧世界的中心， “条条道路通罗马”的古老谚语，生动而又确切地反映了古代欧洲文化圈坚固的向心力。 自公元3世纪起，罗马帝国进入了动荡不安的阶段， 并终于在公元476年崩溃，但在古典文明圈所包括的大部分地区， 分裂的表层下面却蕴藏着巨大的统一趋向，有两种植根于古代后期的思潮伴随这种趋向，一是对罗马帝国政治制度的追忆，二是人们对心灵拯救的渴望。〔4 〕罗马帝国曾为欧洲提供了安定和繁荣的环境，它“被后人认为是理想的国家”，〔5 〕故重建罗马帝国便成为中世纪初期欧洲纷乱的政治舞台上一种持续的梦想， 公元800 年查理曼加冕为“罗马人皇帝”， 公元962年建立“神圣罗马帝国”，都是这种梦想的体现。 “对心灵拯救的渴望”则为基督教的兴起准备了前提，而基督教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有助于继续维持欧洲的一体，它极其有效地取代了罗马帝国武力征讨的作用。事实上，这个一开始备受镇压的基督教之所以能成为欧洲压倒一切的宗教，本身就是罗马帝国皇帝试图维持其一体统治的需要所致。公元4世纪初，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决意铲除割据状态，重新统一帝国，他纯粹从这个角度出发，认定要真正重建只有一个皇帝、一部法律的帝国，就必须实行单一的精神统治，〔6 〕为此他选择了在他看来是顺良的基督教。从公元312到392年间的80年时间里，君士坦丁一世和他的继承者通过一系列法令和措施，把基督教扶植为罗马帝国的唯一宗教。基督教在成为统治性宗教的同时，也不断追求内部的统一，在此过程中，罗马主教得以脱颖而出，这主要归因于罗马城本身的地位。从公元前3世纪起，罗马城就成了地中海世界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基督教从地中海东岸发源地传入罗马帝国腹地时最早也达到了罗马，因此，罗马主教很早就开始争当教会的首领，他们声称罗马的教会“是领导的教会，全体教士的团结一致即来源于此”；“世上只有一个上帝、一个基督、一个教会、一个按照主的话而建立在彼得身上的教会”；“教会的完满的团结不但由彼得的继承者来象征，而且由他来体现。罗马主教的宝座是彼得的宝座”。〔7〕 罗马主教争当全体教会首领的愿望只是在西罗马帝国及其相关地区得到了部分的实现，公元445年， 西罗马帝国皇帝瓦伦丁尼三世颁布一项敕令，授予罗马主教在教会内独断专行的权力，规定罗马主教制定的一切应成为全教会的法律，任何主教如违背罗马主教的意志，帝国各省总督应强行迫其就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 这对罗马教廷固然是个严峻的考验，却未尝不是件好事，教廷因此彻底摆脱了久有的束缚，获得了更大的自主发展机会，在此后的几百年里，罗马天主教会在所谓的“蛮族”中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不断推进的罗马教会总是与最强大的蛮族首领结合，他们为了各自的目的相互勾结并相互利用，罗马教廷利用克洛维、丕平和查理曼等世俗君主的武力镇压它眼中的异端邪说，实现“一个上帝、一个基督、一个教会”的理想，而这些君主则在罗马教廷的道义支持下征服信奉东方基督教阿利安等教派的日耳曼诸部落。 罗马教会与蛮族首领结合的意义在于促使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形成，其中，查理曼帝国的创建具有最巨大的影响，虽然这个帝国昙花一现，却为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确定了基本的界限。首先，查理曼大帝作为“罗马人皇帝”名正言顺地征服了几乎所有的原西罗马帝国领土，最大程度地统一了西欧政治版图，查理曼帝国的疆域在某种程度上重现了古典文明圈的同一性。其次，查理曼帝国建立前后整个世界局势的嬗变也使这个帝国的地理界定具有了更深远长久的意义：历时数百年的世界性民族大迁徙到公元8世纪已接近尾声， 查理曼帝国使其内部各民族的居住区域更趋稳定，西欧人文地理从而定型。第三，西欧内部的相对稳定与外部的激剧动荡形成鲜明的对照：拜占廷帝国已放弃重新征服原西罗马帝国领土的努力，而拜占廷帝国的存在，又为西欧世界提供了一道屏障；公元7 世纪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扩张狂潮在西欧的外围地区大获成功，却始终未能突入西欧世界的中心；8—10 世纪北欧诺曼人的向外扩散虽然引起不小的振荡，但其人数上的劣势和扩张方向的分散使它难以改变西欧人文地理格局，相反，诺曼人很快就被融入当地民族的文化；13世纪的蒙古旋风横扫中亚、俄罗斯大草原，一直刮到东欧，但也终于在多瑙河下游止住，未能撼动基督教世界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