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冷战”的起源，史学界往往强调美国的作用，认为这是美国推行“全球主义”战略思想的结果，因而对凯南的“八千字电报”、“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等不惜笔墨，〔1 〕而对于英国的作用却研究很少，即便论及了，也只是认为英国在战后是追随美国遏制苏联的，英国无法推行其独立的外交政策。但事实上，战后一段时间里，英苏关系比美苏关系显得更为紧张，英国与冷战起源的关系值得我们作进一步探讨。 一、英国是实行对苏遏制政策的急先锋 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美英苏三大国就在考虑对战后世界的安排，各国都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提出各自的要求和主张，矛盾初露端倪。丘吉尔敏锐地提出：“当联合起来进行的战争越是临近最后关头，就越要考虑政治因素。”〔2〕他认为， 由于德国军事力量行将被摧毁，结成联盟的唯一依据马上就要消失，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将影响欧洲均势的重建，将损害大英帝国的利益，因而苏联已变成“自由世界”的一个致命危险。〔3〕1944年11月， 英国总参谋部战后计划委员会提交一份题为“西欧和北大西洋安全”的报告，该报告也认为，短期内的问题是德国，但长期的威胁是苏联。因此，在1945年4、5月间，盟军向德国合围时，丘吉尔再三打电报给罗斯福，要求盟军尽量向东进军，要抢在苏军之前占领柏林。此后，英国保守党政府针对战后美苏日趋强大而英国衰落的现实，不甘坐等美苏对世界的安排而出现对己不利的局面，进行了一系列积极的遏苏外交活动，为战后在欧洲建立新的均势而努力，以保护英国的既得利益和地位。 1945年7月，当丘吉尔还在波茨坦参加三大国会议时， 英国大选揭晓，保守党败北，工党上台执政，艾德礼出任首相，贝文任外交大臣。工党的对外政策在经过短时间迟疑（希翼与苏保持一种“友好的均势”〔4〕）后，也就继承了丘吉尔及保守党的政策， 踏上了遏制苏联的道路。 作为战后英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实施者，贝文在战争刚刚结束时也认为，战后的主要危险是苏联，如果德国经济得不到复兴，同时英国不能担保德国的统一建立在自身的条件上，那么，共产主义渗入德国的危险将是巨大的，〔5 〕而一个分裂的德国对于西方来说比一个统一的但可能处在共产主义影响下的德国更安全。因此，英国意欲使盟国分区占领的德国走向分裂，使盟国战时合作关系走向破裂。 1946年4—7月，美英苏法四国外长会议上，英国的态度愈益明朗，坚决地倡导分裂德国、分裂盟国的政策。贝文多次告诫内阁说：“应尽早采取主动行动，苏联在欧洲的危险肯定跟复活了的德国一样大，而且甚至可能比它更大”〔 6〕，“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提醒美国人同苏联打交道将会危及欧洲的安全，并要促使他们支持对苏实行强硬路线”〔7 〕。贝文的这段表白显然比美国对苏政策更露骨、更激进，因为美国在此前没有明确的欧洲政策，不过英国人知道形势可能马上会转变，因为凯南的八千字电报已在1946年3月从莫斯科发出了。 1946年5月7日，英国外交部俄国委员会的成员斯托费·沃纳提出一份题为《苏联反对我国的运动及我们的反应》的长篇备忘录，其中在描述“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宣传领域极为恶毒的强权政治的表现”后指出，“我们不仅要决心为保卫自己采取反对苏联的现行政策，而且要力图预见苏联反英运动的未来及我的对策，并建议西方必须联合起来以反对这一切”。〔8〕以后奈杰尔·罗纳德起草的备忘录， 再次提到苏联的威胁，他写到：“由于东西方之间在背景和思想方法上存在着巨大差异，所以无论过多少年，我们也不能希望同苏联达到比权宜之计更为紧密的合作”〔9〕并强烈要求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时隔不久， 业已在野的丘吉尔抛出了著名的“三环外交”的构想，其目的在于，力图通过维持英美特殊关系，借助美国的帮助，来争取获得与美国平等的大国地位；利用英联邦的存在以维系殖民利益，并作为英国提高国际地位的基础；利用联合起来的西欧来对抗苏联，并使英国能主宰西欧。总之，力图使英国处于“三环”中心，从而恢复昔日大英帝国的世界强国地位。所有这些言论对艾德礼的工党政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46年底，英国出台了“新波茨坦协议”，其主要内容是遏制苏联，分裂德国，并将苏联从战时盟国中排除出去，这实际上是将遏制苏联的政策纲领化、原则化。 罗斯福在战争后期则另有自己的一套想法。1943年，他授意雷斯特·戴维斯在报上发表《罗斯福的世界蓝图》一文，按他的想法，战后的世界要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大国间的合作尤其是美苏合作是美国战后主宰世界的前提，因此，必须把战时的盟国关系发展为战后的合作关系。当然这种合作是建立在美国一厢情愿地认为苏联战后将有求于美国的基础上的，事实上苏联并不愿接受美国附加条件的援助。罗斯福也估计到战后将出现美苏两大国对立的局面，他认为苏联在战后的当务之急是迅速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只要美国适当满足苏联要求，保证其西部边界的安全，再给予大量贷款，美苏就能保持战时的同盟关系。 1945年4月，罗斯福溘然长逝，副总统杜鲁门接任总统。 杜鲁门在就职第一天即宣布：“我将尽力按照我相信罗斯福总统会做的那样做下去。”〔10〕事实并非如此。杜鲁门与罗斯福处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时期美国的国家利益也不尽相同，两人在性格和气质上也存在差异，而且杜鲁门是一个典型的主张对苏联强硬的人物，他反对罗斯福关于美苏合作的思想。他周围的许多人也多附和他，如1946年9 月他最亲密的政治顾问、白宫助理克拉克·克利福德在题为《美苏关系》的报告中指出：“美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强大到足以抑制苏联，使其势力范围限于目前所控制的地区”，他还告诫杜鲁门“同克里姆林宫斗争，这在政治上对政府非常有利”。〔11〕但是有一点不容忽视，即杜鲁门与罗斯福之间的历史联系，欧战结束时，美国还要面临太平洋的作战，原子弹尚未成为现实，要打败日本，美国还有求于苏联，这样就或多或少制约了杜鲁门强硬的对苏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