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法分类号】K512.4 斯拉夫派是俄国历史研究中争论最大的问题之一，涉及的方面很多，但关键是关于斯拉夫派对待农奴制度的态度，对待1861年改革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斯拉夫派是俄国农奴制度的捍卫者，反之，有人认为它是农奴制度的坚持反对者，还有人认为斯拉夫派表里不一，口头上反对，而实际上维护〔1〕。本文仅就这个问题， 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不妥之处，请专家、同行指正。 一 斯拉夫派产生于19世纪上半期。这时的俄国，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封建农奴制度危机日益加深，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社会动荡不安。如何对待农奴制度，越来越成为俄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尼古拉一世政府镇压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枪声并未能阻止住俄国进步思想的传播，斯拉夫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斯拉夫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霍米亚科夫、萨马林、科谢列夫、基列耶夫斯基兄弟、阿克萨科夫兄弟、切尔卡斯基等人。他们基本上都出身于贵族，都受到了当时最好的教育。许多人大学毕业后，曾赴西方国家深造，回国后，有的居家从事农业、工业、商业，成为农奴主，有的从政，担任沙皇政府的下级官吏。这些人学识渊博，视野广阔，既熟知俄国状况，又了解当时欧洲思潮。他们深为俄国的贫穷落后而担忧，立志要使自己的国家赶上西方。斯拉夫派中的一些年长者曾和十二月党人有过来往，但由于在很多重要问题上意见分歧而各行其是，不过在对待农奴制度问题上，斯拉夫派与十二月党人存在一些相同的认识。 斯拉夫派反对农奴制度，他们看到了农奴制度的落后性、不合理性，并对它进行了有力的批判。1839年，斯拉夫派的著名代表人物霍米亚科夫在被称为斯拉夫派纲领性文献的《论旧的和新的》一文中指出：“今天合法的奴隶制度如此卑污可耻，这在各方面，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我们都是沉重的，必须立即采取普遍而牢靠的措施把这种可耻现象铲除掉。”〔2〕1848年， 在致友人的信中他又指出：“不管我们每一个人是怎样热爱俄国，我们全体作为一个社会而言，却是它的一贯敌人，当然，这是不自觉的。我们是它的敌人，因为我们是外国人，因为我们是农奴同胞的老爷，因为我们使人民变得愚昧无知，同时又让自己丧失受真正教育的机会，诸如此类……我们有一个专制的社会：这已经完全不适用了。”〔3〕霍米亚科夫理想中的社会是秩序井然、 公民平等的社会，应该是人人识字、有陪审的法庭、公开审判、没有农奴制、所有阶层完全平等、所有阶层的代表参与国家事务讨论、信仰自由， 等等〔4〕。从中可以看出斯拉夫派早期就对农奴制度持否定与批判的态度。 斯拉夫派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萨马林对农奴制度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批判。他在1856年写的《论农奴地位及其转向公民自由》一文中写道：农奴制度在任何地方都“不象在我国这样不合历史规律”，“……地主拥有几乎漫无限制的、不受约束的家长权力；但农民不把他看作家长，而认为他是自己天生的敌人，力图摆脱他的压制而获得自由”〔5〕，指出了俄国农民的极端无权地位。萨马林还谈到农奴制度继续存在下去的严重后果。他说，人民中间日益增长着对农奴制度的不满情绪，这使国家面临革命的危险，“任何法律，甚至任何用陛下名义的口头劝告，即使这种劝告是由宪兵军官、侍从武官和侍从武官长传达的，都不能使人民容忍农奴制度了……”，他还说，人民的不满这是“一个可怕的坑道”，国家随时可能陷落进去〔6〕。同时， 萨马林还指出农奴制度造成俄国农业、工业生产的落后，造成俄国国力衰弱，导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他说，俄国“不是向外部即西欧联盟的力量投降”，而是向俄国“内部的软弱投降”，俄国失败的原因“不是在维也纳，不是在巴黎，也不是在伦敦，而仅仅是在俄国内部”〔7〕。 萨马林对农奴制度的批判是客观而深刻的。 斯拉夫派不仅从政治上，而且还从经济上对农奴制度进行了批判。1847年，科谢列夫的《甘心情愿比奴役状态好》一文发表在《农业报》上，该文专门论述了农奴劳动效率低下的问题。他写道：“瞧一瞧劳役制的劳动罢。农民尽可能来得迟些，尽可能常常地、更久地四面观望，而工作得尽可能少些，——他觉得没有事干，而在消磨日子。”科谢列夫指出在自由雇佣条件下情况完全不同，雇工们“工作的时间比劳役制的农民更少……休息得更多，但是他们制造出来的为他的二倍、三倍”，科谢列夫总结说，原因就在于“甘心情愿比奴役状态好”〔8〕。 萨马林在论述农奴制度下俄国经济发展缓慢的问题时，得出一个著名结论：“劳动生产率与劳动者的自由有直接关系。”〔9〕基于这种认识，科谢列夫认为应该把俄国的“经济确立在合理的原则之上，也就是确立在自由劳动、对农业生产开动脑筋、对所有经济部门进行核算的原则上”〔10〕。由此，可以看出，斯拉夫派对雇佣劳动、对以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生产的向往。 从上述思想可以看出，斯拉夫派是主张废除农奴制度的，而且他们并不是如同人们所认为的仅仅出于为了预防革命的目的，才赞成废除这一制度。正如科谢列夫所说：“维护奴役人的农奴制度本身，是不会有成效的，而且也毫无裨益，无论社会良心或当代工业、国民福利和国家安全的要求，都已判处它的死刑。”〔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