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动荡的背景 苏共二十大发起的非斯大林化在苏联东欧引起了大震荡。尽管在斯大林去世后的近三年里，苏东经济、政治乃至思想文化方面的调整或改革一般都有所进展，斯大林时代那些最令民众不满的弊端或已大致消除，或正在匡正过程中，但由于积弊过深，改革的时间和深度广度又都相当有限，国家机器和社会都缺乏足够的思想、心理和组织准备来接受非斯大林化同时又不危及基本稳定。不管赫鲁晓夫的本意如何，也不管他在秘密报告中对于揭露和评击斯大林作了怎样的保留，这一运动实际上威胁到苏东各国在斯大林时代定型的体制和意识形态的部分合法性，而其突然的发动方式使之成了一种强烈的大冲击。总的来说，东欧国家承受冲击的能力远逊于苏联。在那里，40年代末期急速确立斯大林模式引起的痛苦对多数人来说仍然记忆犹新，而执政党的历史根基、威望和社会控制力又相当薄弱。按照著名研究者布热津斯基的说法，非斯大林化发生在东欧社会经济的一个“极不幸运的发展时期”里，它们刚经历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最困难阶段，而新的体制还未有时间巩固起来，因而抵御内外突然压力的能力严重不足。[1] 非斯大林化给东欧带来的震荡起初最引人注目地表现在波匈两国的知识界。1955年春天，相应于国内改革加快步伐这一气候，[2] 波兰第一个不受政府控制的知识分子讨论团体——“弯环俱乐部”在华沙建立起来。虽然苏共二十大举行时，类似的俱乐部已增加到40个，但此后短短几个月里其数目又剧增了两倍。更重要的是，它们在苏共二十大后很快具有了相当鲜明的政治色彩和较强的组织性，等于是独立的常设政治集会。在非斯大林化的大变动政治气氛中，关于国家政策、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许多带根本性的大问题，成了各个俱乐部讨论的主要内容，而同先前乃至现行的官方思想有别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经讨论而定型为比较明确的政治观念，并扩散到俱乐部以外。当时波兰局势的一个特征在于，否定斯大林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思想真空，填补这个真空的不是赫鲁晓夫所匆忙和粗糙地解释的列宁主义（那大抵不过是运用范围有限的“反个人崇拜”论），而是与民族主义情绪结合在一起的、怀疑或反对列宁主义的思潮。[3]在匈牙利，1953至1955 年伊姆雷·纳吉担任部长会议主席期间的国内改革以及苏联政治与文艺中出现的宽松迹象，使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受到鼓舞，他们开始期望改革能逐渐伸展到仍由拉科西控制的思想文化领域。然而，1955年拉科西推倒纳吉重新独揽大权，随即力图推行一系列反改革措施，遂使这些人的期望迅速转变为政治愤懑。值此之际，苏共二十大发起的非斯大林化显著加强了他们反对拉科西的决心和信心，也有力地促进了他们把斯大林模式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当作一体来加以否定的思想倾向，并且使拉科西为首的匈政府处于不知所措和遭人鄙视的境地。[4]在知识界，1956年3月中旬建立的裴多斐俱乐部成了实际的政治中心，享有政府无法企及的威望和号召力。虽然一段时间内在波匈两国酝酿的动荡大致仍限于所谓精英阶层，但潜伏于民众中的普遍不满和政府在内外压力下的虚弱大大增加了局势失控的可能性。 在非斯大林化之外，并与之密切相关，东欧国家还受到了赫鲁晓夫向它们输出铁托主义的冲击。赫鲁晓夫固然一直试图利用重修苏南关系来加强自己在克里姆林宫的地位，但反过来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又受到南斯拉夫的重要影响。铁托向他施加压力，要他不顾苏联领导集团内的反对意见否定斯大林模式，而1955年的南斯拉夫之行则使他亲眼看见了那里较有生气的社会主义，由此造成的印象加强了他在本国推进改革的意愿。铁托建议他公开揭露和谴责斯大林的“可怕罪行”，以此一举冲破党内阻力，这据称直接导致了他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5] 作为非斯大林化的自然结果，加上赫鲁晓夫势所必然地把铁托当作这一举措的主要国际支持者，南斯拉夫的威望剧增，以改革和自主为特征的铁托主义一下子从异端变成了苏联褒扬的新正统。这特别表现在1956年6 月铁托访苏时发表的苏南联合宣言中。虽然赫鲁晓夫所能容忍的东欧变化幅度和自主余地后来证明是有限的，但他当时需要借铁托主义之助，迫使东欧国家领导人接受非斯大林化，铁托则力图借苏联之力，搞垮这些当年靠反南清洗来巩固或增进权力的“小斯大林”。于是出现了美国学者罗思柴尔德所说的一幕：南斯拉夫“倡导民族独立和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却要求各人民民主国家仿效苏联对斯大林主义的否定，而这种仿效在一个充满危险的历史关头毁坏其政权的生存。” 东欧乃至苏联本身的动荡征兆越益明显，赫鲁晓夫逐渐感到形势不妙，因而试图刹车。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发表决议， 强调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不应导致否定苏联制度，要求维持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统一和国际友好团结”。其后，赫鲁晓夫公开称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家，说苏联共产党决不会允许“斯大林的名字被出卖给共产主义者的敌人”。[6]为防止东欧局势失控， 苏联自6月30日决议起， 越来越倾向于贬低“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这一前不久被奉为正统的论点。赫鲁晓夫和铁托间的共同阵线出现了严重的裂痕，因为前者试图尽快制约东欧的非斯大林化和自主倾向，后者却试图进一步推进之。9月3日，苏共通告东欧各党：铁托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切勿照搬南斯拉夫为榜样。[7]然而， 赫鲁晓夫的刹车努力为时过晚了。事实上，一旦他以突然方式发动非斯大林化，东欧的事态发展就难免要超出他的控制能力。 不过，东欧尽管普遍不稳，但发生巨大变化的只有波匈两国。对此可以作出某些解释。按照前面所引用的布热津斯基的观点，东欧国家的动荡同它们当时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所处的一个特殊历史阶段有关，也就是说它们刚经历用国家集权、行政动员和强制的手段所实行的初步工业化，由此带来的巨大不适或痛苦为政治动荡准备了最基本的条件。但严格说来，东欧国家中间真正置身于这一转换关头的只有波匈两国。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在斯大林模式确立起来以前，已经是发展程度较高的工业化社会，而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则仍远未越出农业经济占压倒优势的形态。斯大林晚年推行的东欧急剧改造虽然也在这些国家导致了社会紧张，但其严重程度和广泛性总的来说不如在波匈两国。诚然，东德在1953年发生过工人为主体的大规模骚乱，但由于政府及时实行经济抚慰和政治控制相结合的政策，加上工业持续发展带来的实惠，东德的工人自此不再是与政府对立的积极的政治力量。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在波匈以外的东欧国家，苏共二十大后都出现了不少知识分子不满或反对现行体制的动向，但城市工人的非政治化或其数量之少，使他们得不到足够有力的社会支持。相反，在波兰各自发的知识分子团体——俱乐部——较快地同大中企业的工人建立了思想和组织联系；而在匈牙利，工人和其他民众受到苏联在波兰十月危机中全盘退让这一事实的鼓励，立即大规模地参与到前此局限于知识界的政治运动中去。[8] 另外，只有波兰和匈牙利才存在几乎众望所归的、可以取代现领导的现成领袖人物，那就是40年代末因批评苏联而落难的哥穆尔卡和斯大林去世后两年内主持匈牙利改革的纳吉。他们由于这些经历，成了要求改革和民族自主的各种势力的共同旗帜，甚至希望整个推倒现行制度的那部分人，也把这两位共产党人重新执政当作变革的第一步。公认的政治象征大有利于民众政治运动的形成，而要求更换国家最高领导的民众运动往往不易节制。苏共二十大后，波匈局势的潜在爆炸性颇大程度上源出于此。至于1955年拉科西重新独掌大权、纳吉改革被几乎全面逆转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则使匈牙利局势失控的可能性不仅大大超过德捷保罗四国，也显著超过波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