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数年间，苏联逐渐确立起对东欧的全面控制，并且大致按照苏联本身当时的内政模式重新塑造了东欧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到70年代开始时，东欧各国也仍然维持着与之相同的根本体制，而且大多数依旧处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内。 但是， 在其间20余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变化几乎一直伴随着苏联、东欧集团。这些变化就其内容而言，可以分为集团内国家关系的变化和集团各国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在前一类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先后完全脱离苏联阵营，成为自主的所谓“民族共产主义”国家，而罗马尼亚在60年代后期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外交上自行其是的倾向。后一类变化从其影响的广泛性和长期性来看，可以说更加重要。它们使苏联和东欧各国社会从几乎是无所不包的一元化形态，变为政治一元化（在苏联等两三个国家还有经济一元化或准一元化）与其他领域的程度不等的多元化并存的形态。而且，这里所说的政治一元化已经不象斯大林在世时那样，它大体上只是指一党执掌国家机器和不允许与之竞争政权的反对党存在，而执政党对政治和社会的控制方式、控制范围、控制效率及其本身的统一程度，都已同先前迥然有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1989至1991年终于使苏联、东欧剧变的事态发展，是上述内部变化的继续，尽管70和80年代出现的一些新因素在加剧这些变化并为之确定方向上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苏联、东欧的内部变化，就其速率和幅度而言又可分为激变和渐变。激变可以出自政府实行的急剧的改革，也可以出自过度的社会紧张和官方的错误对策所引起的下层变乱。赫鲁晓夫在1956年发起的、一般所称的“非斯大林化”就是前一方面的例子，也许哥穆尔卡同年底在波兰进行的改革以及斯大林去世后头一两年内苏联和部分东欧国家的改革也多少具有类似的性质。〔2〕后一方面的激变， 在本文着重考察的时期内，主要是1953年东德骚乱、1956年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这两类激变可以是互相联系的。急剧的改革并不必然破坏基本的秩序和稳定，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会成为难以控制的、越出改革的发动者设想的界限，引起很大动荡，直至社会变乱。同样，政府进行的有序的、缓进的改革，它必然导致或促进社会的渐变，例如卡达尔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进行的改革促进了匈牙利社会的渐变；社会（包括执政党及其控制的国家机器本身）在政府墨守成规或复旧的情况下也可以发生渐变，例如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夭折后那样。而且，在政府保守或复旧的时期里，社会的渐变同样有可能成为导致大动荡的主要因素之一，1970年起波兰的历史就是明证。 就本文的主要目的来说，苏联和东欧的内部变化只是提供了一个背景，即美国关于这一变化的反应、战略和政策以及与此相关的西方影响的背景。苏联及其东欧盟国，作为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主要对手、作为美国所奉行和力图输出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体制的一大对立面，其内部状况当然是美国密切关注的。自杜鲁门开始，美国政府在对苏联集团的关系方面有两项最基本的目标，一是遏制它的势力在世界上扩展，二是促使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国家性质发生根本变化，变为非共产党执政的、非社会主义的国家。不过，这第二项目标是更加长远性的，在日常对外事务中一般不占优先地位。而且，美国政府对东欧国家内部根本变化所抱的希望显然大于对苏联的希望，因为东欧国家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底薄弱得多，也因为在那里有反对苏联控制的民族主义因素在起作用。1949年12月，杜鲁门政府正式确立了对苏联集团的“进攻性”目标。当时的一份纲领性决策文件——《美国对东欧苏联卫星国的政策》（国家安全委员会58／2号文件）确定，美国应当“更多地重视进攻， 考虑我们能否做更多的事情来消灭或至少减少苏联在东欧卫星国的势力”。美国的近期目标应当是鼓励在东欧出现新的铁托，即独立的民族共产主义政权，但其最终目标应当是在东欧形成“愿意同自由世界协调，并且加入其中的非极权主义当局”。该文件同时认为，除非美国被迫在东欧从事战争，否则不应以军事行动来追求这些目标。〔3 〕苏联内部类似的变化同样是美国政府所企求的，在斯大林去世导致苏联有所改革后更是如此。 目标不等于战略和政策。旨在改变苏联和东欧国家性质的基本战略和政策究竟如何，首先取决于美国决策者对苏联、东欧局势及其变化的认识。斯大林的极端个人集权、他对国家和社会的严密控制、保安机构阴影笼罩下政治生活的严重扭曲等等，长达约20年。这使得大多数美国观察家“习惯于只看到苏联历史中的一种政治传统，因而只看到其中的连续性，并且把苏联想象成僵硬不变的‘极权主义’体系”。〔4 〕这一思想习惯在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确有变化的情况下，仍然顽固地起着作用。正因为如此，贝利亚的倒台曾使国务卿杜勒斯及其僚属认为，苏联将回复到通过消灭政治对手实现个人集权的斯大林时代。〔5 〕即使美国决策者们一致确认苏联确实在朝较为宽松、较为开放的方向变化后，他们中间仍然会出现对苏联国内某些重大事态的错误判断。1955年初马林科夫下台曾引起了从国务卿到驻苏大使的普遍担忧，因为上升到第一把手的赫鲁晓夫被认为是强烈反美的，而且怀有“国际共产主义的世界规模的野心”。然而，自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起， 美国决策者对苏联、东欧内部变化的持久性和渐进性有了明确的和比较固定的认识，对那里的动荡和相对稳定都看得比较真切，即使象苏联大举出兵镇压匈牙利造反那样的事件也未使他们改变基本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