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希腊是世界古代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建国以来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本文拟对1978年以来我国古代希腊史研究成果作一简要介绍。
50年代,我国史学界就开始对古代希腊史的研究。1956年吴于廑先生在《略论亚历山大》〔1 〕一文中就对马其顿君王亚历山大及其东征进行了详细论证。随后又有何高济的《黑劳士问题的再探讨》〔2 〕陆满堂的《试论雅典民主政治》〔3〕等论文问世。然而, 由于资料缺乏和各种条件制约,此时的研究还大多限于一些介绍性的文章。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变和研究水平的提高,古代希腊史研究蓬勃展开。据不完全统计,十余年来,我国学者共发表论文500余篇, 就古代希腊史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论及的主要问题分述如下:
一、政治史
1、英雄时代与雅典国家的产生年代
过去一般认为荷马史诗反映的时代是希腊史的英雄时代。王敦书认为:“英雄时代”这个历史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英雄时代指荷马史诗所反映的那个时代;广义的英雄时代则泛指历史上相当于荷马时代的发展时代。希腊史上真正的英雄时代不是原始社会的末期,而是文明时代的初期和带有奴隶制特点的阶级社会。英雄时代属于公元前14—12世纪,荷马时代属于公元前11—9世纪, 荷马时代与英雄时代在时间上与地区上应区分开〔4〕。
关于雅典国家的产生年代,传统认为是公元前7世纪。对此, 日知、际陶进行了批驳。他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都对雅典国家的产生作过研究,他们在谈到雅典国家的产生时,都是从提修斯开始的,马克思是把提修斯看作雅典国家产生的开山始祖,而雅典国家又一直沿着提修斯开辟的道路走下去,直至氏族彻底崩溃、国家彻底形成。恩格斯在叙述雅典国家产生过程时,也是从提修斯始,而中间没有停滞。这样长的一个过程,所完成的主要任务,一直是提修斯发其端的对氏族组织的斗争。历史是一直发展下来的。考古材料也证实,在特洛伊战争时,雅典已是一个初步统一的国家。因此,提修斯的改革可以看作是向旧的氏族制度的第一次挑战,是新生的国家来到世界上的第一声啼哭。雅典国家产生于提修斯时代,而不是公元前7世纪〔5〕。持此观点的还有刘松涛等人。如刘松涛就明确提出,雅典国家产生于迈锡尼文明时代后期,即雅典的提修斯时代。在公元前13世纪中期,提修斯改革建立阿提卡统一的雅典国家后,至公元前7世纪, 其国家的“公共权力”机关是在部分地改造氏族制机关和部分地设置新机关的基础上逐渐增强起来的。看来,对雅典国家产生于公元前7世纪的流行观点,似乎需要重新考虑了〔6〕。陈伟桐的意见则完全不同,他认为,雅典的氏族解体时期,应从荷马时代至梭伦改革之前,而不仅仅是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的荷马时代;因而把荷马时代当作雅典从氏族社会到阶级社会的一个完整的过渡时期是不合适的;只是到梭伦改革的前夕,雅典才进入国家的形成时期〔7 〕。
2、梭伦及其改革
陈唯声认为,梭伦是古代奴隶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和改革家。他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进行广泛的改革,对雅典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梭伦改革使雅典调整了社会关系,建立了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上层建筑,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梭伦毕竟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又奉行中庸、温和的处世哲学,因此梭伦改革又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摧毁贵族势力与氏族制度的残余方面还带有某些改良和妥协的色彩。这正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间集团的阶级本质在政治形态上的反映〔8〕。
林敦明在详细论述梭伦及其改革之后,得出如下结论:只有恩格斯给梭伦的评价是正确的,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梭伦改革既不是“中庸之道”也不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而是一次推动历史前进的一种“政治革命”。他打击了守旧的氏族贵族,扫除了许多不利于奴隶制进一步发展的氏族部落残余(只是清除得还不够彻底而已);他为雅典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发展阶段。据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说明,梭伦是世界古代史上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观察到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了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推动了雅典历史的发展〔9〕。钟嵩在《再说梭伦》一文中指出,梭伦从历史实际出发, 推行有限度的渐进改革措施,是有其历史功绩的,也是同他所代表的新兴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政治要求相吻合的。正是梭伦采取了这种适度的改革措施,既打击了氏族贵族,让平民得到不同程度的实惠,又没有不顾雅典当时实际情况“冒进”“毕其功于一役”,才使得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的建立与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在公元前6 世纪以后走在希腊各邦前列。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的伯里克利时代,奴隶制民主宪法最后完成, 奴隶经济高度发达,而为此奠基者,从现有资料看,当推梭伦〔10〕。
郭小凌指出,将梭伦改革视为以梭伦为代表的希腊城市工商业即奴隶主阶层同氏族贵族争夺政权的产物,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解。他认为“梭伦经商说”不是凭信古风时代乃至古典时代前期,不存在工商业奴隶主阶层,更不存在这么一般政治力量。梭伦改革体现了中庸精神,坚持不偏不倚的原则。其出发点超越了公民内部的阶级、阶层和小团体界限,而是放在公民集团的整体利益上,旨在挽救行将瓦解的公社制度。因而,梭伦既不代表氏族贵族利益,也不代表平民富人的利益〔11〕。
3、关于雅典城邦民主政治成因和历史地位
其一,一切奴隶制城邦既然都是从氏族制社会发展来的,就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氏族制的残迹。事实上,上层建筑以氏族制末日军事民主制为传统的政治机关,在城邦或共和国里边,各地各邦都以不同的形式残存几百年之久。对城邦制度中程度不等的民主制成分,绝对不能离开它是直接从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演化过来这一基本事实来考虑〔12〕。其二,古代雅典民主政治与原始社会的民主制之间确有关系,但必须注意这两者之间的区别。雅典古典时代的民主政治,无论在所处的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质和作用等方面都不同于原始民主制。雅典的民主政治不是直接从原始民主制继承下来的,而是在长期复杂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从性质上看,雅典的民主政治不是作为旧制度的残余而存在的,它是在奴隶制高度发展,氏族部落制度的残余被彻底摧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与奴隶制高度发展这种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从阶级基础上看,雅典的民主政治主要代表了工商业奴隶主的利益,一般公民也多少分享到了这种民主政治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因此,雅典的民主制不同于原始民主制,它是一种充分发展了的、先进的政治制度,是长期历史演变的结果,是由它自身的经济、政治、文化传统等因素决定的。雅典民主运动的成功,取决于阶级矛盾的深刻与尖锐程度,取决于已经形成的阶级力量的对比〔13〕。其三,古希腊城邦民主政治形成的原因不能用氏族民主的残余来解释。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得以在较低的社会形态下达到较高的经济水平和文化程度。这种较高的经济水平加上独特的地里环境,推动希腊人在步入文明后迅速走上以工商立国的道路,而其富于氏族民主精神的雄厚文化传统,则为他们规定了一个实行民主政治生活的起步方向。大移民时代工商业货币经济,海外贸易殖民事业的巨大发展,加上有限的城邦规模,则从根本上确定了他们政治生活日益民主化的发展道路。首先,工商业经济为希腊社会提供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这是古希腊城邦民主政制得以形成的基本物质前提。其次,荷马时代留下的军事民主制传统在新的商品经济营养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再次,希腊人本来就拥有深厚的古老文化传统,又较早地形成了完善的文字。对这于开发民智、促进民主、自由、平等、竞争和营养精神的发扬,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希腊城邦的有限规模,也是其民主政制形成的必要条件。最后,这个时期雅典的提修斯、梭伦、克利斯梯尼等领导的改革,对打通历史发展关节点也起了作用〔14〕。其四,雅典政治上的民主化是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尖锐斗争,伴随着氏族制残余的逐步消灭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那种把城邦实行民主制的原因全部归结为存在氏族制残迹的说法,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所以我们把雅典的民主制看成是氏族制残迹消灭得最彻底的结果,是一点也不过份的。看看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民主政治,就看不到有多少氏族制残迹。它是全新的民主政治,即奴隶主的民主政治〔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