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成书的汉文《日本书记》记载，推古天皇三十一年（623）七月，留学隋唐的学生福因，学问僧惠齐、惠光，药师惠日等回到日本，向天皇奏称：“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这些人又多次建议召回已经学成的留学生、学问僧，让他们在日本的各个领域发挥作用。以“大唐国为蓝本来建立‘法式备定’的天皇制国家”。〔1〕 自舒明天皇二年（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至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日本向唐朝先后正式派遣唐史20余次，除3次“送唐客使”、1次“迎入唐使”和2次未能成行外，实际入唐14次。〔2〕这些遣唐使和随船的留学生、学问们，在唐朝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特别是留学生进入唐朝国子监系统学习唐文化，据送唐客使伊吉博德记载，”所朝诸蕃之中，倭最胜”〔3〕。大批留学生学成回国，无不将其所学引进到日本，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差不多接收过去了，真可谓“全盘唐比”了。本文以在日本史上占重要地位的“大化改新”、奈良文化和平安文化为例，略加考察，以见其是如何“全盘唐化”的。 一、重要制度的影响 公元645年6月，日本中大兄皇子联合中臣镰足发动政变，迫皇极天皇退位，拥立孝德天皇即位。中大兄以太子身份摄政，中臣镰足为内大臣，“据宰臣之势，处官司之上”，“进退废置，计从事立”。〔4〕长期在华留学的高向玄理、学问僧僧旻这时被任命为国博士，充当最高国务顾问。学问僧灵云、惠云等亦因参预改新而被列为“十师”。大化二年（646）元旦，孝德天皇颁诏“改新”。首先是废除皇室和贵族的领地及部民，一律改归国有，变为公地、公民。与之相应的经济措施便是效法唐初实行的均田制，施行了“班田收授法”，每6年按人口班给口分田一次，6岁以上的男子授田2段〔5〕，女子为其2／3，私奴婢给良民的1／3，死后归公。受田人承担租税，一如唐朝的租庸调制：租为每段2束2把〔6〕，庸为每人每年10日，调为每户交布1丈2尺。到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又颁《田令》，规定“凡给口分田者，男二段”，“凡国郡界内，所部受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田令》中还规定：“凡职分田，太政大臣卅卌町，左右大臣大卅町.大纳言廿町”，“凡内外诸司公厩田，交代以前种者，入前人”。又有：“正丁（21岁至60岁）每人每年服役十日，次丁减半”〔7〕。“调”则分两种，有“田调”、“户调”之分。由此《田令》可见，不仅“口分田”、“职分田”、“公厩田”、“宽乡”、“狭乡”、“正丁”、“次丁”，租庸调等等名称均与唐朝相同.而日具体条文也颇相近。 在政治体制方面，“大化改新”废除了世袭氏姓贵族的称号臣、连、国造、伴造等，制定新官制和冠位制，确立中央集权制度。大化四年，根据国博士高向玄理和僧旻制定的方案，设置了二官、八省、一台的中央官制和国、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其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号称“三公”，与唐朝的太师、太傅、太保相当。左、右大臣之下有大纳言、少纳言、左辨官、右辨官。左辨官掌中务（管修史、天文）、式部（管官吏任免）、治部（管贵族婚娶、对外事务）、民部（管户籍、民政）四省。右辨官掌兵部（管用兵、治军）、刑部（管司法、刑罚）、大藏（管财政、利税）、宫内（管官田、官营手工业）四省。这与唐朝的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极为相似。弹正台，主监察，分设于各郡，正相当于唐朝的御史台，监察各级官吏。地方的国、郡、县也是参照唐太宗时的道、州（府）、县三级而设，分别由国司、郡司、里长掌管。 在军事方面，大化二年，日本仿唐朝的府兵制，建立起”防人制”。京师（今大阪）置五卫府，东国及九州等边塞重地设置军、团、防、戍，征集农民当兵，3年一轮代。其卫府、军团、防戍的设置以及“民兵合一”的情况，恰恰表明是搬用的隋唐之际的府兵制度。 推古天皇以前，日本并不知道什么叫做律法，舒明天皇十二年（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回日本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学问僧南渊请安等，首次将唐高祖、太宗时制定的《武德律》、《武德令》、《贞观律》、《贞观令》、《贞观格》、《贞观式》等法律条文带回去。“大化改新”之前，中大兄与中臣镰足还曾向南渊请安学周、孔之教。据日本学者的考察，“大化改新”所颁律令，与唐朝律令相同、相似的条文竟多达420余条。其后，天智天皇颁布的《迈江律令》，沿于唐太宗《贞观律令》。天武天皇颁布的《天武律令》，则以唐高祖《武德律令》、唐太宗《贞观律令》、唐高宗《永徽律令》为蓝本制定。到文武天皇大宝元年（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年），新颁布的《大宝律今》更直接仿效唐高宗时由长孙无忌主持编纂的《唐律疏仪》而成。其中.笞、杖、徒、流、死刑及“六议”、”八虐”，分别脱胎于唐律中的五刑、八议、十恶。《大宝律令》为日本史上趋于完备的一部成文法典。元正天皇养老二年（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又颁布了《养老律令》，对《大宝律令》作出进一步修订。从而在法律上肯定了“大化改新”的成果，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古代天皇制。“大化改新”以后，自天智天皇至丰臣秀吉的数百年间，日本始终沿用唐律。因此，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曾经这样说过：“奈良至平安时期，吾国王朝时代之法律无论形式与精神上，皆依据唐律。”〔8〕所谓“奈良至平安时期”，即公元710年至1192年，正相当于唐玄宗至南宋孝宗前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