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对浦东开发开放造成的机遇和挑战，要求浦东发展战略思路进一步具体化并为实现新阶段目标而进行必要的战略调整。目前处于世界经济历史性飞跃与国内体制阶段性转折的时刻，浦东应当提前在本世纪末建立起国际化经济框架，并在2010年形成较成熟运行的国际化经济机制。 一、转变观念，平稳实现从“政策时代”到“体制时代”的过渡 我国改革开放的起步是以设立经济特区为重要标志的，浦东开发也是从特殊政策开始的。15年来，由中央向地方放权，依靠特殊政策，各地获得经济发展与吸收外资的特殊条件已成为一条主线。上海近年来的高速发展，东西联动，以东促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浦东的优惠政策。1991年五大改革的推出，反映了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形成中的一个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这就是在改革形成区域发展导向机制的同时要求建立起中央的宏观调控体系与机制，二者共同构成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基本框架。中国改革已经从对旧体制改造的分权阶段即“政策时代”转入系统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阶段即“体制时代”，开放也必然从建立特区的试验性阶段、沿海开放区的特殊政策阶段转入全方位开放的整体推进阶段。特殊政策及分权形成的地方积极性从15年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从市场经济来说特殊政策是不规范的，它必然要形成地区间的不平等竞争。尤其是从对外经济贸易关系来说，对外经济的统一性和规范化是“复关”和深化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必要条件。 现实和未来向浦东提出了一个严峻的挑战：依靠特殊政策来加速发展的思路已不能适应体制时代的要求。在体制时代，经济的最大活力来自于市场机制而不是特殊政策。浦东必须从体制内变革的框框中跳出，迅速进入体制外创造的新轨道。 在国内经济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同时，国际经济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是变革的标志。在关贸总协定时代，国际间不断进行着谈判，各国用多种多样外经贸政策，支持出口竞争，保护本国市场，构成了国际经贸关系中的“政策时代”。在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以后，国际经贸关系将向规范化跨出重大的一步，各国可用独立政策或特殊政策的余地大为缩小，整个世界经贸关系基本上将为由这一组织所构筑的体制框架所确定，以谈判为基本点的政策时代为有准则，有相对稳定框架的体制时代所更替，已确定无疑。 特殊政策不能再作为浦东走向21世纪发展的主要条件或主要优势，从建立国际化经济的角度来说，由特殊政策造成的只是国内各地区间的落差或势能，而不是国际竞争中的落差或势能。浦东特殊政策在浦东的长期发展中是第一推动力，现在重要的是借助这第一推动力起动浦东自有的引擎，进入长期发展的轨道。就此而言，争取浦东政策不变仍然是重要的和必要的。与此同时应当着手完成由政策趋动到体制趋动的转折，加快塑造浦东的市场运行主体（企业）和媒体（各类市场和市场中介），加快国际市场主体的落户，使浦东的优惠政策不仅产生利益效果或投入效果，而且产生机制效果和体制效果。新思路至少包括三个基本点：第一，抓紧浦东优惠政策的有限时间，用以建设长期起作用的与世界贸易组织框架接轨的新体制，在建立新体制上增大投入。第二，利用新区特殊政策，在行政上确立永久性超脱地位，以使之在经济上对外部市场有最灵敏的反应。第三，抓紧利用优惠政策建立与国内各地区的联系，靠国内广阔市场构造比亚太其他城市更大的优势。 二、提高层次，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把外向型经济推进到国际化经济中去 当今浦东开发开放应当提高层次，以适应上海在整个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地位的要求，从建立一般外向型经济的要求提高到建立国际化经济的高度，并以此规划整个开发开放战略。 一般外向型经济是正在结束的这个世界经济时代中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形式，开门请外商进来，使经济两头在外（进资本技术、出产品劳务），其特点是由本国控制，立足本国，面向世界。在世界经济的新阶段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即国际化经济，这是一般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国际化经济的特点是所有要素和产品双向流动，经济活动由国际市场调节，本国较少控制，融内于外，内外一体。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时代，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贸易与经济中心，关键就在于把浦东“化”入国际经济中去。 把浦东建成国际化经济至少有以下三个要求： 1.实现从制成品贸易导向向金融服务贸易导向的转变。世界经济从以实物贸易为主导向以非实物贸易为主导的转变将大大加快，必然要求世界经济的中心城市功能从实物贸易为主的港口枢纽功能向金融服务及各种无形贸易为主的运行中心功能转变。如果说商品贸易中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降低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量变的话，那么金融服务业的自由化将是这一进程中的质变和阶段性跨越。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开放，要求出现几个金融服务业的“港口”，它们将比实物贸易的港口更加重要，更占据主导地位。浦东成为经济中心的首要问题是金融服务业的国际化，而国际化的本质是高度自由化。为此，浦东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应当按照未来国际金融自由化的标准作为目标模式来规划。浦东应争取作为金融业务开放试验区有两个切入点；一是对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国内业务的逐步放宽，二是外资国际贸易机构设立的许可。这样既减少全国开放一步到位可能的冲击，又符合总协定开放的要求。 2.实现从偏重外部市场的出口加工战略向依托内外两个市场的产业吸纳战略转变，出口加工战略曾经是不发达国家的成功道路，但它与具有巨大内地市场的浦东不相适应。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新时代中，内外市场的相对独立性将大大淡化，生产要素和产品流向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以外部市场为唯一市场的战略事实上是把内部市场让给国外竞争者。在中国的情况下，巨大的内部市场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无法竞争的最大优势。就浦东来说，放弃内部市场等于放弃最大优势。作为更高层次的浦东发展战略，应当把吸纳新产业放在第一位，并且以国内市场的巨大吸力来吸纳新产业。实现这个战略转变的首要步骤是打破“外汇平衡”的政策性障碍；因为在新外汇体制下，只要产业发展，依靠内部或外部市场的经济效益最终是一样的。其次，不应被动地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战略，应当通过分工层次深化、高新技术产业低层次切入战略实现产业进步与世界同步，避免充当产业发展中的二传手。其三，还应看到，进口替代战略已没有发展余地。在新的世界经济中，产业发展将完全暴露在国际竞争环境中，进口替代产品不可能再在保护下发展，在高度开放的浦东地区更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