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一本题为《天演论》的译著出版发表，标志着现代中国思想的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著作对于中国思想和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将会越来越深切地被人感受到。然而，它的译者严复，却无这般幸运。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严复的命运颇为独特。这种独特的命运，很大程度上与他是《天演论》的译者有关。因为他翻译了《天演论》，他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因为他是《天演论》的译者，他自己独特的思想及其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贡献往往被人忘却。人们谈论严复，不是因为他的思想，而是因为他的翻译。对许多人来说，严复只是一个翻译家，而不是一个思想家，他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贡献，只是翻译了几部西方学术经典。例如，1990年出版的《严复研究资料》（注：《严复研究资料》，牛仰山、孙鸿霓编，海峡出版社，1990年。），一个部分是“严复生平及文学活动”；另一部分是“严复翻译研究文章”，却没有一个部分是关于他的思想和思想活动的。这种情况表明，钱钟书的下述观点可能代表了不少人的想法：“几道本乏深湛之思，治西学亦求卑之无甚高论者，……所译之书，理不胜词，斯乃识趣所囿也。”（注：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第24页。） 即使研究严复思想的人，对他的评价也不高。“早年先进，晚年保守”成为流行的定论。所指无非是他早年引进西方思想，主张变革，而晚年则赞成帝制，提倡读经。连汪荣祖这样的海外学者，也未能免俗。他于1994年发表的《严复新论》一文，尽管也指出“早年先进，晚年保守”这样的两分法似乎过于简单，（注：汪荣祖：“严复新论”，《上海文化》，1995年，第5期。）实际上却仍认同上述评价，并未有太多新意。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上述评价的哲学根据，恰恰是与严复有极大关系的进化史观。严复成名以此，严复被贬低亦以此。 严译西藉不止一种，但最有影响者，当推赫胥黎的《天演论》。该书一面世，便一纸风行，使无数人血脉贲张，如梦方醒。这倒不是由于严氏文字典雅古奥，“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而实在是因为它使我们这个民族看到了自己真实的生活条件和境地。胡适后来回忆说：“数年之间，许多进化名词在当时报章杂志的文字上，就成了口头禅。无数的人，都采来做自己和儿辈的名号，由是提醒他们国家与个人在生存竞争中消灭的祸害。”（注：胡适：“我的信仰”，《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92年，第90页。）《天演论》宣传的进化论观念，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直到现在，它仍是许多中国人基本的思想预设之一。如果说，中国人接受进化史观最初与民族危亡的刺激有关，那么后来更主要是由于它以现代科学的成果出现，以及进化隐含的进步的必然性。科学既是真理和公理的象征，又是现代化的利器；而进步的必然性则满足了我们对于自己前途的美好期望。因此，进化论迅速成为现代中国世界观的基本成分。这大概是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所想不到的。 但严复更不会想到的是，受到他所介绍的西方思想，尤其是进化论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恰恰是依据进化史观来看待他和他的思想的。对于他们来说，严复主张只有渐变而无突变，赞成帝制，提倡尊孔读经，凡此种种已足以将他定为保守与反动，是完全过时的人物，根本不值得去认真研究他所留下的思想遗产。即使是他的翻译，也一直受到简单、甚至是粗暴的批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严复翻译的虽然都是名著，但“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80页。）而胡适一方面承认严译《天演论》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却批评严复用古文译书让人“不可猝解”。（注：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香港文学研究社，1972年，第1卷，第5页。）张君劢则批评严复用了过去与现在的日常观念去翻译西方科学的意思，词章虽美，意思却走样了。总之，用中国旧有的概念去译西方思想，失去了其精确的精神。他甚至认为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损害了严复的翻译。（注：转述自贺麟：“严复的翻译”，《严复研究资料》，第238页。）傅斯年干脆说严复翻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差，因为他不对原作者负责，译书是为了沽名钓誉。（注：傅斯年：“译书感言”，《新潮》，第1卷，第3期，1919年3月，第532页。） 这些批评严复翻译的人无不受过严译的很大影响，这样近乎苛刻的批评可说是忘恩负义。但这种忘恩负义却有其内在的理论根据，这就是严译传播的进化史观。既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么近代中国屡战屡败，濒于亡国；而西方各国则既富且强，为所欲为，足见我们落后，西方先进。再者，如果进化公理是普适的，进化的方向是一致和唯一的，那么当然是今胜于昔，新胜于旧。既然我们落后，当然是昔是旧，而西方自然是新是今。西方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或后天。在这种逻辑之下，才会有中西文化的差别是新旧古今之别之说。因此，严译与原作有出入，不是翻译技术上的不足，更不是创造性的理解与诠释，而是证明了严复自己思想的局限和保守。严复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贡献，似乎只是译了几本西书，引进和宣传了新思想；但即使是这个工作，他也没做好，即使在他最先进的文章和翻译里，也是“进步的和反动的思想同时并存。”（周振甫语）在这种思路下，严复及其思想怎么可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与评价？ 当然，也有例外。同样是深受严译影响的鲁迅，对严复却赞佩不已，说：“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的《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注：鲁迅：“随感录二十五”，《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295页。）毕竟是鲁迅，他能觉察到严复思想的深度和独特价值。对于严复“做”赫胥黎的《天演论》，不仅没有丝毫批评，反而给予最高的评价。另外，吕思勉对严复也有独到的看法：“严几道学问的规模，比康长素、梁任公、章太炎都小。然其头脑确是很冷静的，其思想亦极深刻。”（注：吕思勉：“从章太炎说到康长、梁任公”，《章太炎生平与思想研究文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6页。）陈宝琛在给严复写的墓志铭中说他：“于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得失，证明而会通之。六十年来治西学者，无其比也。”（注：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542页。）这决非过誉之词。细检现代中国思想史，何止是“六十年来治西学者”，六十年后治西学者也少有其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