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论著在考察孙中山的早年革命活动与庚子勤王运动时，都或多或少地论及孙中山谋求两派合作的种种努力。至于保皇党中的重要人物梁启超做过哪些具体工作，其真实态度如何，则多属语焉不详。其实，在双方互谋合作的曲折过程里，梁启超不仅也曾进行过不无诚意的努力，而且还显示出梁氏政治生涯中少有的果敢与执着；由此带来了自身政治纲领上的某些显著变化，为后世学人研究梁氏思想增添了难度。即便是他那颇招物议的檀香山之行，其谋求合作之初衷亦未曾有变。对梁启超来说，争取合作的结果固然可以说是失败了，但争取合作的过程仍然是真实和生动的。本文拟根据某些已刊资料与未刊资料，对筹划庚子勤王运动期间的梁、孙关系进行个案考察，对梁氏的有关言行做出基本的事实判断，尽可能弄清有关历史真相与线索。至于以孙中山的是非为是非，对梁氏的有关言行进行定性分析与价值判断，则是本文所试图避免的。 一 经过甲午战败、戊戌政变及八国联军血洗京师等一连串的严重事件，许多有识之士渐次感到联合各种进步力量共谋救国的必要性。1900年8月27日，经元善致汪康年函指出：“近阅各处日报，知神京沦陷，翠华蒙尘，北望燕云，无涕可挥。堂堂中国政府，惑邦肇衅，无事自扰，以致宗社为墟，此上下五千年历史所未有，逆藩权奸之肉，其足食乎！此后欲望支那自立图存，全在国民联群壹志，并胆同心，舍此外，无可救药之仙丹。”（注：经元善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总第2429页。）同年，夏曾佑也向汪康年提议：“与中山合，比较妥”，“为今之计，与英、美、日相商定策，以兵力胁退□□，请□□亲政，再行新政。此事有数好处：形势极便，一也。全体振动，二也。下合人心，三也。少杀人，四也。若有革命党人不愿，可用意将革命、革政二党化合为一宪政党人可矣。”（注：夏曾佑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总第1363-1364页。）而在此之前，梁启超就已奔走于康有为与孙中山之间，在日本友人犬养毅等人的支持下，热情饱满地开始同孙中山等人商讨合作事宜。 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说：“梁启超发刊《清议报》于横滨，大倡勤王之说，由是两党交恶日甚”。此言未免过于渲染，与实际情况不符。所谓“两党”壁垒森严，你死我活，那是1903年之后的事情。尽管强调反满的孙中山对“勤王”主张持有异议，但是对争取李鸿章、刘学询的合作颇感兴趣，而“勤王”毕竟是庚子“勤王”运动中多数进步的政治力量联合举兵的共同纲领。《清议报》于1898年12月创刊之后，尽管梁启超经常撰文强调“尊皇”，但梁、孙之间的关系并未由此“交恶”，双方的联络与商讨合作仍在继续进行，并且于1899年3月康有为离开日本之后一度出现高潮。 据陈少白回忆，梁启超抵达日本不久，就主动与孙中山一方直接取得联系。陈说：“梁启超要约期与我们会面，我们想既然他们有心，当然也很赞成，就约在犬养毅家里相见。到时，梁启超到来，他说康先生有事不能来，叫他代表”，结果谈了一个通宵，“不外陈说合作之利，彼此宜相助，勿相扼。梁启超答应回去同康有为商量，再来答复。” 过了两天，陈少白受孙中山之托，偕平山周拜访康有为。康有为对合作的态度并不热情，不想会见陈少白，徐勤知道康的意图，诡称康“脑痛”，意欲拒陈于门外。梁启超则不然。正如陈少白所判断的，康门师生对于合作一事“就生出两派的意见”，“理性比较的充分”（注：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以下简称《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7-59页。）的梁启超属于赞成合作的一派之首。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尽管康梁一班人与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骨干“同是天涯沦落人”，同属在逃政治犯，但二者的政治阅历、救国方案与组织体系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加之双方各有自己坚定的政治信念与抱负，在短时期内找到都能接受的救国方案与合作方案，良非易事。在号称身怀光绪帝“衣带诏”、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看来，孙中山是暴力反清之人，属于“大逆不道”的政治犯，自己则是帝党中人，对光绪帝深怀知遇之恩，只因变法失败，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一旦光绪帝复权，便将前途无量。若同孙中山等人频繁交往，反而容易给西太后一伙提供口实。因此，他一开始就对合作一事无多大兴趣，态度消极。诚如孙中山事后所说：“夫康梁，一以进士，一以举人，而蒙清帝载湉特达之知，非常之宠，千古君臣知遇之隆未有若此者也。百日维新，言听计从，事虽不成，而康梁从此大名已震动天下。此谁为之？孰会致之？非光绪之恩，曷克臻此！今二子之逋逃外国而倡保皇会也，其感恩图报之未遑，岂尚有他哉！”（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1页。）若除开康、梁差异不论，此言之于自视甚高的康有为是大体合适的。 曾被康有为参劾的广东劣绅刘学询以考察商务为名，为捕捉康、梁自告奋勇潜赴日本，试图通过争取孙中山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与孙来往比较密切。此事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康门师生对孙中山的疑虑与不信任，影响了二者的合作商讨。 对于颇有诚意谋求联孙的梁启超来说，最大的障碍既来自康有为的干预和阻扰，也来自双方在救国政纲上的差异。彼此能否在“尊皇”与推翻清朝之间寻找共识，通过坦诚的对话与相互让步，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