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陆游记》（以下简称《游记》）是梁启超1903年赴美洲游历考察美国政治社会情况的记录。书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是关于城市问题的论述，集中反映出梁启超的城市观念。梁的城市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同时代的先进人士对城市的认识水平，构成近代中国人城市观念演进过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 一 梁启超应美洲维新会之邀到新大陆游历时，正值美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社会面貌日新月异的大转折时期。他在众多的城市之间穿梭旅行，对五光十色、绚烂多姿的城市景观和城市文明感触良多。 一、深切感受到东方和西方城市发展的明显差距，充分领略了近代城市文明的独特魅力。梁启超在旅美途中深有感触地说：“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此殆凡游历者所同知也。”（注：梁启超：《新大陆游记》，4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自东徂西，所经城市一处比一处繁华，使他有山外有山楼外有楼的感觉。相比之下，东方城市的发展明显落后于西方城市。 在《游记》中，梁启超对美国城市的繁华兴盛有详实生动的描述，给后人留下了美国社会大变迁年代城市崛起的真实资料。以纽约为例，梁启超看到市容：“触目皆鸽笼，其房屋也。触目皆蛛网，其电线也。触目皆百足之虫，其市街电车也。”城市建筑物“则十层至二十层者屡见不鲜，其最高者乃至三十三层，真可谓地顶矣”（注：梁启超：《新大陆游记》，4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纽约的胜景让他大开眼界，从而领略了近代城市文明的独特魅力。 二、对近代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趋势有较为清醒的认识。 梁启超旅美期间从美国城市的发展轨迹中清楚地洞察到近代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趋势。他如此评论纽约这个“世界第一都会”：“纽约当美国独立时，人口不过二万余（其时美国中一万人以上都市仅五处耳）。迨十九世纪之中叶，骤进至七十余万。至今二十世纪之初，更骤进至三百五十余万，为全世界中第二大之都会（英国伦敦第一）。以此增进速率之比例，不及十年，必驾伦敦而上之，此又普天下所同信也。”（注：梁启超：《新大陆游记》，1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梁启超在《游记》中还列表对比分析了纽约、费城、波士顿、芝加哥四市1800年～1900年的人口增长情况，得出“美国诸市，皆岁岁进步，不待论；而其飞行绝迹者，尤莫如芝加高”，“其进步之速，真可谓冠千古而无两也”。（注：梁启超：《新大陆游记》，10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梁启超虽然是以此证明其世界文明由东而西发展的观点，但他对于近代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无疑具有相当清醒的认识。 三、对近代交通、通讯发展与城市崛起的关系有一定的感性认识。 在记述横贯美国的大北铁路时，梁启超预言：“铁路一成，而数万年来鸿荒黑暗之天地，遂放大光明。至是而此数千里之荒原，不十年间，而千数之大村落、百数之大都市，弹指涌现。”（注：梁启超：《新大陆游记》，11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这表明他对铁路与近代城市兴起的内在关系有一定的了解。 梁启超在得知美国太平洋海底通讯电缆铺设成功的消息后，联想到纽约近五十年来的飞速发展，认为纽约的崛起“虽其他种原因尚多，而自大西洋海电既通以后，骤增突进之迹，历历不可诬矣”。据此他断定“此太平洋海电开通以后，东亚之纽约殆将出现，此亦推理而可征者矣”，并希望国内能够抓住机遇，推动城市发展，“助我文明进步之速率”。（注：梁启超：《新大陆游记》，10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明确表述出借助通讯手段推动国内城市发展的心愿。 四、敏锐地观察到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负面情况。 梁启超在赞叹美国近代城市文明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阴暗面。他对纽约的精彩概括是：“天下最繁盛乾宜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纽约。”（注：梁启超：《新大陆游记》，4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通过对纽约贫民窟的实地考察，梁启超罗列出诸如住房拥护、卫生肮乱、生计维艰、死亡率高、犯罪率攀升、卖淫业猖獗、藏污纳垢等城市问题。 19世纪末时，正是美国城市史上的“无形政府”时期，城市老板(city boss)把持下的城市行政管理混乱、市政建设严重失序、政党势力操纵竞选、腐败堕落之风和肮脏交易充斥其间。城市政治的黑暗，激起人们的极大愤慨，许多美国人都视市政为美国发展中的最大失败。20世纪初，以扭转市政管理混乱状态、建立适应城市迅速发展需要的新型市政管理体制为目标的市政改革运动在全美展开。 梁启超对这一时期的美国市政也进行了考察，指明美国政治“最腐败者，莫如市政”。同时他也注意到了美国的市政改革运动，并在《游记》中记载有美国市政“近屡改良”的事实。他堪称将美国市政改革运动的最新信息传播到国内的第一人。 在梁启超之前，一批以驻外使臣为主的洋务官员曾亲历西方、足践欧士，首先接触到西方先进的近代城市文明，强烈感受到了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巨大差异。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这批洋务官员为之触动并认同的是域外城市的物质层面。在其著述中记录了洋务时期最早走出国门的近代中国人对外国城市的直接观感和初步认识。（注：参阅皮明庥《洋务运动与中国城市化、城市近代化》，载《文史哲》，1992(5)；葛荣晋主编《中国实学思想史》，282～311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和他们相比，梁启超对美国近代城市文明的进步、城市化的历史必然性、近代城市兴起的推动因素等较深层次的问题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对美国城市文明的考察在赞叹其成就的同时也多了几分冷静和理性，其认识水平无疑是那一时代先进人士城市观念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