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洋务派在戊戌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作 者:

作者简介:
汤奇学 安徽大学历史系 教授 合肥 230039

原文出处:
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对戊戌思想解放运动,洋务派从多方面作出贡献,如:推荐早期维新派的著作,积极支持办《时务报》等报刊,鼓吹变法等。但在变法运动走向高潮之际,洋务派把批判压制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放在首位,从而又严重阻碍了思想解放运动深入发展。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1998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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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戌维新运动时期,思想领域发生了空前的变化,近代新思想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戊戌维新运动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长期以来,对戊戌思想解放运动有两个较为常见的看法: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是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努力之结果,洋务派主要起了阻滞作用;这一运动宣传了自由、平等、君主立宪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变法思想,洋务派的变法思想似乎不在其列。不少论著甚至把洋务派和顽固派相提并论,作为戊戌思想解放运动的反对派加以批判。事实并非如此,洋务派和洋务思想为戊戌思想解放运动所不可忽缺,如果没有洋务派加盟,戊戌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那样波澜壮阔。

      洋务派的积极作用是多方面的,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多方推荐早期维新派的著作

      甲午战争前,早期维新派撰写了一批著作,倡导学习西方,进行变法,但印数不多,传播不广,仅在少数人中引起共鸣;甲午后则一版再版,流布极广,这与洋务派的推荐有极大关系。

      第一个能够称得上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家冯桂芬,1861年撰写了《校邠庐抗议》,其时保守势力太强,直至1874年逝世也未敢将该书付梓,80年代该书方刊行。

      最早对《校邠庐抗议》予以赞赏的是曾国藩、李鸿章。光绪的师傅翁同龢、孙家鼐也都高度评价这本书,并分别把它进呈光绪帝。孙家鼐对是书更“有偏嗜,平日固不离左右”(注:刘声木:《苌楚斋随笔·〈校邠庐抗议〉》,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40页。)推荐尤力。1898年7月17日,他在《请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中说,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汤寿潜的《危言》、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皆主变法,臣亦欲皇上留必阅看,采择施行,岁月蹉跎,延至今日,事变愈急,补救益难,然即今为之,犹愈于不为也”。并说:“三人之书以冯桂芬抗议为精密。”建议光绪:“刷印一二千部,交军机处,再请皇上发交部院卿寺堂司各官,发到后,限十日,令堂司各官,将其书中某条可行,某条可不行,一一签出,或各注简明论说,由各堂官送还军机处,择其签出可行之多者,由军机大臣进呈御览,请旨施行。如此,则变法官民,出于公论,庶几人情大顺,下令流水之源也。且堂司各官签出论说,皇上亦可借此以考其人之识见,尤为观人之一法”(注: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430页。)。孙家鼐的目的很明确;第一,强制广开言路,以收集思广益之效;第二,借“公论”,畅通政令,推动变法;第三,对朝中各官进行一次考核,以识别他们的政治见识和政治态度。

      光绪当天便“饬令刷印一千部,克日送交军机处,毋稍迟延。”(注:《上谕》,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40页。)几天后又催令“迅速刷印”。并命令:“俟书到后,颁发各衙门,悉心核看,逐条签出,各注简明论说,分别可行不可行,限十日内咨送军机处,汇核进呈,以备采择。”(注:《上谕》,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42页。)数百名官员遵命发表了意见,大部分人不同程度地对冯桂芬的主张予以肯定。

      《盛世危言》在早期改良派著作中水平最高,洋务派对此书非常欣赏,1884年,彭玉麟见到稿本时,便欣然为之作序。甲午后,邓华熙几次向光绪帝推荐是书。1895年4月20日,中日《马关条约》签定后三日,时任江苏藩司邓华熙在奏折中说:“臣阅候选道郑观应所辑著《盛世危言》一书,于中西利弊透辟无遗,皆可施诸实事。前兵部尚书彭玉麟称为时务切要之言。查该员游历诸邦,留意考究,其坚心刻苦,诚为可用之才,自以外患方殷,出其书以就正。臣见其语皆征实,说集众长,间有戆直之辞,莫非肫诚所发。至于推行次第,何后何先,在斟酌于当几,斯变通之尽利”(注:《头品顶戴江苏布政司布政使臣邓华熙跪奏》,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6页。)。升任安徽巡抚后,邓华熙又于1897、1898年两次向光绪帝推荐该书。1895年郑观应将《盛世危言》增订再版,把邓的奏折作为序,对社会产生直接影响。礼部尚书孙家鼐也两次在光绪面前高度评价《盛世危言》。翁同龢也向光绪推荐了此书。他们是天子近臣,所生的效力当更大。光绪帝对《盛世危言》颇为欣赏,命总理衙门大臣印2000部,发给大臣阅看。

      公开赞许《盛世危言》的著名洋务派还有张之洞、盛宣怀。1897年,张之洞为《增补盛世危言统编》作序时说,在众多的救时论著中,以此书为最佳。一、“择精语详”,有理论上优势;二、可以“坐而言即以起而行也”,具有可行性。盛宣怀对《盛世危言》寄予厚望,他将数十部《盛世危言》“分送京中大老,以醒耳目”,希望他们“从此启悟,转移全局”。

      中国是个官本位国家,官和师往往合二而一,官吏特别是高级官吏在社会历史变动时期,他们的趋向会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皇帝更具有崇高的威望,其一举手一投足都能风示社会,使一大批人仿效其后。光绪和一批官员公开表彰早期维新派作品,使郑观应、冯桂芬等人的著作大行其时,戊戌维新时期,《校邠庐抗议》仅单行本就有7种之多,《盛世危言》的版本总在10种以上。(注:见陈旭麓:《关于“校邠庐抗议一书》,《新建设》,1964年2期;夏东元:《郑观应思想发展论》,《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早期维新思想在社会上广受欢迎,成为戊戌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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