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社会思潮涌动。西方政党观念也随之传入，并融于维新立宪、民主共和之历史进程。严格说来，中国近代政党开启于孙中山及其时代，作为新兴政治主体，它不同于皇族、军阀等，而是为推进中国社会政治生活民主化而逐步培育和发展起来的。从认识论言之，由于中国近代政党产生的社会生态环境和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孙中山的政党思想不仅仅相对于中国政党的客观实在，起源和决定于他所参与的相应实践活动，还来源于西方政治思想、政党实际及其观念，受制于西方政党观念在中国的传播、近世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国近代政党的创建与孙中山政党思想的起源历史地形成为一个过程的两方面。认识这一问题，可着眼于构成政党生成的三个基本性评估指标：（1 ）公众意见（注：美国政治学者洛厄尔（1859—1943）在《公共意见与平民政治》（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中认为，“多数的意见”是指有力的多数，不是指计数的多数。“有力的多数”是有共同政治见解的公民。在民主政治发展中，公共意见的形成需要政党，政党首先是形成公共意见的工具。）及其利益表达，这是一般性社会政治组织缘起的逻辑和实际起点；（2）政治纲领的初步确立；（3）政党组织的基本形成。政治纲领与组织形式是政党及其政党思想的具体体现和现实载体。 一 自19世纪40—50年代始，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渐变，外国商品乃至资本强行涌入，社会政治危机日剧。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的一批觉醒者睁眼看世界，承担起介绍西方、传播西学和维新思想的责任。洋务思潮兴起之后，洋务官僚制器练兵，振兴商务，造就“洞达时势之英才，研精器数之通才，练习水师之将才，联络中外之译才”（注：《洋务运动》（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9页。 ）。中国早期近代化由此开启。伴随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一批投资于近代工商企业者，逐步形成一个在社会结构中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一般而言，阶级这一社会集团，其成员不仅处于相同的社会经济地位，具有共同的利益，而且彼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成为协调行动的一股社会政治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为求其社会经济利益以及利益最大化，相应地要求政治权利给予保障。尽管洋务变法思想的内涵不断扩充和发展，认为中国学习西方求富强，“当先究知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方”（注：郭嵩焘：《郭嵩焘奏稿》，第344页。）， 显现洋务思潮发展演变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政治领域提升的趋向，但囿于“中体西用”的思想模式，洋务渐由历史合理、积极进步而消极滞后，步履惟艰。洋务嬗变分化，一部分开始转向舍皮毛而求“本体”，认为“泰西富强之道在有议院通上下之情，而他皆所末”（注：王韬：《韬园尺牍续钞·拟上当事书》，清光绪间，铅印本（一函）。）。清政府也改变实业政策，设立商务局，招商引资。一部分官僚、地主、买办和商人投资或直接经营近代企业，中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器数工艺”已远不能满足其利益要求，维新思潮涌动，维新派也结集而成。维新思潮以研究学问，探讨新理开始，进行思想启蒙，兴民权、开民智、变官制、富国养民，并与救亡图存运动相结合，“以书报为起点，以学会为归宿”，组织维新力量，扩大其社会基础，参与政治改革。维新运动所进行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有限变革，它主张发展资本主义，“请设上下议院”，为民族资产阶级参政议政而广开言路，戊戌新政则具体表达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体现了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的能量。维新之下，“人慕欧风，多讲求西学”；“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注：《戊戌变法》（三），第156—157页。），此有政治动员之功，达民智开启之效，民族资产阶级的公共意志，通过代表其利益的维新派而得以表达。 虽戊戌新政被扼杀，“然八股既废，学堂、学会、报馆、云潝波沸，数千万人腾奋踊跃，意共讲求，即使废，而开数千万人士之智，成效既睹者，不能得抑，中国一线之不亡，或赖于此。”（注：梁启超：《光绪圣德记》，《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版，影印本。）维新思潮并没有因变法的失败而终止。20世纪初中国社会再度勃兴改革思潮，其原动力就是民众和资产阶级各派要求变革，呼唤维新。清政府不得已而实行变法新政，却也将变法维新合理化。当时舆论一改“自甲午以至戊戌，变法之论虽甚盛，然尚未有昌言立宪者”（注：《辛亥革命》（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史学会编，柴德赓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页。）的局面， 开始鼓吹实行君主立宪。立宪是维新思潮合乎逻辑的发展。先进知识分子以至开明官僚在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日益深入传播中比较政体优劣，认为“民参其政，君综其成，各有权利，各负义务”；“振兴中国，变专制为立宪，实为当务之急焉。”（注：《大公报》，1905年4月21日。） 立宪思潮的兴起和传播，“时势所趋，国民渐有合群力结团体之观念。”（注：《辛亥革命》（四），第67页。）立宪团体便应运而生。从1906年至1908年间成立的立宪社会团体有51个。（注：吴雁南等：《清末社会思潮》，第268页。） 当时立宪派组织政治性团体进行立宪宣传和立宪政治运作，是出于发挥组织的功能与作用。个人的言论“不能代舆论而认其价值”，只有团体的舆论才能形成有价值的社会舆论，政治性团体能够承担改造政府、教育国民、增长国民的政治知识，赋予国民政治判断力，提高国民程序，唤起国民的政治积极性的任务。（注：《政闻社宣言书》，《辛亥革命》（四），第108-110页。） 立宪团体创办报刊，进行舆论宣传； 培养宪政人才，为社会开风气；和平立宪请愿。 这也敦促清政府先后对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进行了一定的整饬，显示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体制的松动，引起社会变迁，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民族资产阶级在利益表达中，以维新、立宪开启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闸门，培育了社会政治革新力量；而在利益表达受挫时，则分化组合，一部分转而寻求新的政治参与渠道。民族资产阶级内由于存在阶层所处社会经济状态的差异性，在维新、立宪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民主革命思潮也在悄然兴起，“从和缓的立宪里扭转而走向激烈的革命途径。”（注：《辛亥革命回忆录》（八），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第223页。）维新、立宪和革命，是民族资产阶级在近代社会变迁中三种主要政治参与方式，承载着相应的政治革新方案，它们之间既是历时的，又有共时性特征。一种近世社会思潮发生的过程是思想更替的过程，也是多种思想交流、渗透和融汇的过程。民主革命思潮以维新、立宪及其影响下的社会政治环境为历史背景和存在条件，伴随民族资产阶级不断壮大，而清政府政治衰败，使之渐成为清末影响最大的进步社会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