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民权思想，是鸦片战争以后的所谓二千年来一大变局的产物。以鸦片战争为契机，“欧风美雨”随着侵略者的枪炮飘入中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西文化开始了直接的碰撞，从而促成一部分敏感的知识分子开始省思，并最终逻辑地得出“师夷”的结论。作为“欧风美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民权思想，最终也被列在师法的名单上，并渐渐成为影响近代中国的社会思潮。 作为舶来品的民权思想，之所以能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主要是由于它在所谓“两极相逢”的冲突中显示了自己的特殊价值。本来，东方专制，西方民主，如果两不烦扰，相安无事，那么专制、民主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孰优孰劣的问题也不会引起中国人那么浓厚的兴趣。无奈西方列强强行打开中国大门，打破中国自成一统、与世隔绝的状态，将中国卷进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的西方与封建主义的中国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文化形态等方面发生了广泛的接触和激烈的冲突。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失败，越来越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一切不甘亡国的中国人对本国的制度进行认真的反思，审慎地评判专制与民主的优劣。传统的专制制度的价值遭到了怀疑，人们开始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与那些强盛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民主制度。马克思主义认为，一种理论在一个国家被接受的程度，是由这个国家对这种理论的实际需要程度而决定的。而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西方的近代民权思想作为一种更为先进的思想体系正可以回应中国救亡御侮的迫切需要，因此它立刻被作为一种救亡理论和御侮手段而广泛地采纳了。 追循近代中国民权思想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危机对民权思想的推动作用。近代中国以《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这四大条约为关节点，民族危机一次比一次严重，专制统治的腐败性暴露得一次比一次深刻，反对专制的民主思想也相应地依此而呈现一浪高过一浪的趋势。鸦片战争刺激了魏源、徐继畬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兴趣，中法战争则激发了郑观应、王韬等早期改良派的立宪议论，甲午战争又启动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改良尝试，八国联军入侵更使孙中山高举“民权革命”的大旗，提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民权思想的变迁轨迹明显依外祸的严重程度成正比例关系发展着，而其产生、发展的阶段性演进也无不与历次重大危机相暗合。 综观近代中国民权思想的演进历程，引进期、议院期、改良期和革命期四个阶段都显示出不同的时代特色。而改良派与革命派分头并进的民权主张又使民权思想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轨迹。对民权思想的演进进行历史考察，可直接昭示近代中国寻求民主救国的曲折道路，同时也有助于认识民主的实质以作今日的借鉴。 一、引进期 1840年的鸦片战争，把古老的中国推上了师夷的征程，也翻开了中国近代民权思想发展的第一章。虽然这一阶段西方民权思想并不在师夷的范围内，但思想界已潜滋暗长着对民主制度的歆慕和对专制制度的不满之情。从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环考略》、姚莹的《康輶纪行》及梁廷楠的《合省图说》，到洪仁轩的《资政新篇》等，都将英国君主立宪政体及美国民主共和政体同时介绍到中国来，毫无成见地给西方两种不同类型的民主政治以高度评价。如魏源就认为美国既不专制又不世袭的民主制度，比起乾纲独断的中国式的“古今官家之局”优越得多，又“公”又“周”，尽善尽美。（注：魏源：《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卷三十八。）他还称赞实行民主政治的瑞士是“西土之桃花源”。（注：魏源：《大西洋瑞士国》，《海国图志》百卷本，卷四十七。）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徐继畬称赞打了天下而不做皇帝的华盛顿“几以天下为公”，像中国古代尧舜那样了不起。（注：徐继畬：《瀛环考略》卷下，台湾文海出版社手稿影印本，第210页。）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交替时期，冯桂芬公开称赞西方的民主制度优于中国，并把“君民不隔不如夷”作为改革的重点。洪仁轩的民主建议更多，甚至要求一切大政均“宜立法以为准”。冯、洪的意见表明，到五六十年代，人们对西方民主制度已由“临渊羡鱼”转向“退而结网”，开始考虑如何限制君主专制的问题了，但尚未提出在中国建立何种民主政体为宜的主张。 这一时期虽然对西方民权思想有了一些零星的引进，但整个思想界还几乎对这种迥异于专制的民主政治思想一无所知，即便是魏、徐、洪、冯等先进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只看到西方民主制度的表象，对于民权的认识更是浅薄而模糊。因此这个阶段整个格调是低沉的。但没有序幕就没有高潮，此后的民主思潮一浪高过一浪，成为时代的主流。 二、议院期——近代中国民权思想的发端 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民权思想发端的重要分水岭。在这次战争中，清政府未败乞和，洋务运动期间建立起来的福建水师和福州船政局被法军摧毁，洋务运动的自强方案受到了第一次检验。面对新的民族危机，早期改良派滋生了对清政府的不满以及对洋务自强运动的怀疑，并力图寻求更为有效的强国之道。魏源等思想家所钦羡的西方民主制度——一种可以修正现行国家政体的新体制给了他们很大的启发，而对西方的实地考察更加深了其对议院制度及民权思想的认识。马建忠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说：“初到（法国）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强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本末焉者也。”（注：马建忠：《上李伯相出洋工课书》，《适可斋纪言纪行》卷二， 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53号，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79—80页。）郭嵩焘讲得更明确：“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 页。）这种学理上的本末观的根本分歧，使早期改良派逐渐背离了仍偏重“变事”的洋务派，开始了变政教、开议院的理想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