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处于新陈代谢和教育转型的关键时刻，而教育转型是中国走出中世纪、走向近代化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工程。本文将以教育转型为视角，评析戊戌维新的历史功绩。 一、悠悠万事，唯兴学为大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连续不断地在民族抵抗战争中惨遭败绩，蒙受一系列割地赔款、订立不平等条约的奇耻大辱。甲午战败，更使国人痛心疾首。“鸣呼！中国之弱，至今日而极矣。”中国之病，久矣重矣，然而，“善医者，必先审病源。”如果不能找到“病弱之原，则亦虽欲救之而不得所以为救之道”（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第12—13页。）。“自强保种”的警钟，发愤图强的呼号，震憾着每一个爱国者的心灵，迫使他们苦苦思索：中国贫弱之源何在？救亡之道又何在？ 最初，林则徐、魏源等人从鸦片战争时期中外战舰、火器的力量对比与强烈反差中作出诊断：船坚炮利不如人乃中国“致弱之原”，并且开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药方。作为“师夷长技”的延续，曾国藩、奕、李鸿章等洋务领袖，先是主张以“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注：《曾文正公全集》第一册，《奏稿》卷十四，第181页。）；继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了“自强以练兵为要， 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5卷，第2、10页。）的大政方计。 可贵的是，开风气之先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就已说到：“人但知船炮为西夷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透过船炮之类有形的器物，魏源敏锐地觉察，西方各国是借助科学技术和教育来施展人的“耳目心思之力”，制造各种器械，驾驭“风力、水力、火力”，才能取得“夺造化，通神明”的功效（注：引文均见魏源：《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三”。），从而成为近代中国倡导科技兴国的思想先河。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对西方资产主义国家了解的加深以及洋务工业、民族资本的逐步发展，一些独具慧眼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开始意识到：工商不发达乃中国贫弱之源。王韬指出，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关键即在“恃商为国本”，“商富即国富”（注：《弢园文录外编》，第300、299页。）。陈炽也认为：“商务盛衰之枢，即邦国兴亡之券”（注：《公司》、《庸书·外编》卷上。）。薛福成则在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期间，根据自己的观察，比照中国的锢疾，反复强调：“欧洲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借于商”；“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注：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第147、16—17页。）上面提到的“商 ”，大致包含了“工”；而在工和商的关系上，又认为“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注：《薛福成选集》，第540页。 ）。一时间，重商主义抬头，“商战论”成为知识精英对抗西方侵略的应激性反应，似乎中国只要“振兴商务”。“发展工商实业”，便能去贫弱而致富强。引人注目的是，钟天纬1881年即已指出：“夫治国全在人才，求才须由学术。”“中西学问消长之机，亦即国势盛衰强弱之所由判。”如果不废除“空言无补”、“坏尽人才”的科举制度，“仍以诗文之工拙为去取”，那么，“欲望举世砥砺讲求经济也难矣”（注：钟天纬：《刖足集》外篇，第90页，内篇第68页，外篇第84页。）！甲午战前，郑观应更在大倡“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同时，着重指出，“富强之基”不在器，而在人，无论“兵战”、“商战”，必须“有人才而后可与人争胜”。因此他认为：“按古今中外各国，立教养之规，奏富强之效，原本首在学校。”（注：《郑观应集》上册， 第261页。）并在《盛世危言》写下了一段至理名言：“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注：《郑观应集》上册，第276页。） 甲午之战，中国惨败。救亡图存的神圣召唤，使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为杰出代表的维新志士醒悟：政治制度不如人乃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诚如梁启超所言：“自甲午东事败后，朝野乃知旧法之不足恃，于是言变法者乃纷纷。”以公车上书为前锋，变法维新的狂飙席卷神州。 然而，在寻找中国“富强之原”时，维新志士几乎不约而同地将战略眼光盯住教育。康有为强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任何一个国家，“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注：《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30、131页。）；“必使全国四万万之民，皆出于学，而后智开而才足”，“民智而国富以强”（注：《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312、311页。）。从历史反思和中外比较中，康有为深刻地意识到，19世纪末是“列国并立”、“争雄角智”的时代，普鲁士战胜法国，日本战胜中国，关键都在教育。“普胜法后，俾士麦指学生语之曰：‘我之胜法，在学生而不在兵。’以百业千器万技，皆出于学、作而成之故也。”“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在他看来，“兴学育才之事，若追亡救火之急”，因而在奏折中注血顿首恳请皇上：“夫养人才，犹种树也，筑室可不月而就，种树非数年不荫，今变法百事可急就，而兴学养才，不可以一日致也，故臣请立学亟亟也。”（注：《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第306—307页。） 梁启超则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着重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页。）观察国内，他认为民权兴衰与民智高下成正比，因而“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41页。）放眼世界，他也认为列国纷争，根本在于人才竞争，“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4页。）归根结底，梁启超把兴学养才、广开民智视为中国救亡之道、富强之本。对西学深有造诣的严复，从斯宾塞的社会机体论出发，强调社会机体的进步离不开个体细胞的更新，只有每一个国民的素质提高了，国家才能走向富强。1895年他就在《原强》一文中指出：“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任何国家“强弱存亡莫不视此”，“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他把民力、民智、民德视为“自强之本”，而三者之中又以民智为“富强之原”。万流归宗，严复认为：“中国处今，而欲自存于列强之中，当以教民知学为第一义。”（注：《严复集》第4 册，第9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