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剧烈变动中，尤其是在新学堂取代科举制度的变革过程中，作为封建统治社会基础的绅士阶层，发生了剧烈的分化。由此，他们活动的广度和深度，都在超越传统的同时获得了新的时代内容。同时，分化了的士绅阶层的流向和行为方式，又对传统乡村政权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一 与“卧碑”戒律下谋取地方权力的传统绅士阶层的拘谨行为不同，分化了的绅士阶层是在新的“自由”、“民权”时代潮流的推动下，公然谋取属于自身的“合法”权利的。他们不仅具有强烈的国家观念，而且也由此形成了公民权利观念。因而，在资产阶级政治观念的引导下，通过地方自治来扩充士绅的参政权，便成为20世纪初年分化士绅最热中的活动。地方自治是分化绅士们摆脱封建专制控制，获得对于地方社会控制权利的最好形式。专制皇权统治必须是无上权威和绝对臣服的统一，但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中，皇权却并非神圣不可侵犯了。积极投身于地方自治活动的士绅们，已经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近代西方政治学说，尤其在培养专门自治人才的“自治所”中，士绅们以速成的教育方式，受到了较为系统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教育。 在分化中形成的“绅商”或具有双重学历的“新绅士”，逐渐在社会变动中组成一股新的独立的社会力量，他们“内而资政院，外而谘议局”（注：胡思敬：《退庐疏稿》卷2，第35页。）， 由乡居走向公开合法的政治大舞台，开始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不过，斗争本身已不再是传统的官绅之争，而是披染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色彩。在清末，从事地方经济、学堂、新政以及自治和咨议局活动的主体，都是具有传统功名身分的士绅。然而，这种士绅很多属于正在分化的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士绅，已不是纯粹的旧式士绅了。在各地谘议局议员中，不乏受过新式教育甚至留学日本者。由于议员在登记出身背景时相对注重于传统功名，常常略去新知教育学历，因此很难准确统计接受新学教育的议员数字。据可查资料统计，留学出身的议员约有近百人，在国内法政或经世学堂毕业者不足50人。显然，这样的数字是极不准确的，因为仅在河南省谘议局96名议员中，有新知者就占三分之一。（注：张朋园：《清季谘议局议员的选举及其出身分析》，《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6 编， 第366页。）在各省议长、副议长出身背景的统计中，可以查知有20 人是留学生或新学堂毕业生（同时兼有传统功名），他们占总人数63名的近三分之一（注：参见《时报》，宣统元年11月8日，《中外日报》， 宣统元年11月9日。）。 广东谘议局中94名议员虽然全部都是拥有举贡生员或进士身分的绅士，但他们也程度不同地发生了新的转化，其中有24人经营商业，20人从事近代文化教育事业，10人属于传统团练局的绅董。他们大多数不是旧式耕读之家的乡居绅士，大多数并不直接经营土地；很多人都有新的职业和经济来源，94%居住在城镇（注：贺跃夫：《广东士绅在清末宪政中的政治动向》，《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 期。）清末谘议局是资产阶级立宪派聚集的营垒，而谘议局成员的主体又是士绅阶层。分化中的士绅阶层，相当一部分毅然走上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投身到民主革命的洪流中。 士绅阶层在封建社会统治的历史中，向来是皇权政治牢靠的社会基础。然而，20世纪初年绅士阶层的剧烈分化，则从根本上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失去基础支撑的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大厦，将在它衰世末年的风雨飘摇中随时坍塌。悠悠岁月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可以改变一切固有的事物。在1851年太平天国的强烈震撼中，各地绅士以办理团练的方式，成就了作为封建社会统治基础所应成就的事业，合力扼挽了清王朝既倾的狂澜。然而，当1911年第二个辛亥年再度出现时，面对武昌起义掀起的革命风暴，分化的绅士们非但不能汇聚在清王朝的龙旗下，反而投身到革命浪潮中，共同把清王朝送入死亡的谷底。以谘议局为中心的各省绅士，大多数在革命爆发后纷纷加入革命行动。湖北谘议局首先响应，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榕、夏寿康，议员阮毓崧、沈维周、刘赓藻等都在革命军政府中担任了要职。此外，湖南绅士谭延闿、浙江绅士汤寿潜、四川绅士蒲殿俊均担任了军政府都督。曾经对清政府一直持妥协态度的苏绅张謇，也发生了根本性逆转，积极为民主共和制度建立而努力。他在请辞宣慰使及农工商大臣电中，一方面对清廷倍加指责，一方面明白揭示自己的共和主张： ……三年以来，内而枢密，外而疆吏，凡所以违拂舆情，摧抑士论，剥害实业，损失国防之事，专制且视前益剧。……人民救护矿权无效，求保国体无效，求速开国会无效，甚至求救灾患亦无效。……人心决去，大事可知。今则兵祸已开，郡县瓦解，环观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者，趋势然也。（注：《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三。） 四川绅士蒲殿俊也是在革命爆发的关键时刻，决心舍弃对于清王朝的最后一线希望而转向革命的。他在愤激之余说：“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较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我川人已有相当准备，望联络各省共策进行。”（注：粟戡时：《湖南反匪追记》。） 由于各地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地方绅士在革命爆发后的表现和作用也不尽相同。但是，不管起义光复的具体形式如何光怪陆离，“所有这一切都掩盖不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带有明显地方文化倾向的士绅、地方行政官员和地方军事首领掌握着这次斗争的大部分领导权。”（注：孙立平：《辛亥革命中的地方主义因素》，《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在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全国15 个省成功地实行光复而脱离了清王朝统治，其中鄂、晋、陕、湘、黔的政权很快就被地方士绅所掌握。贵州独立后军政府的第一次安民告示，也是盖用的由士绅组成的谘议局的关防。皖、浙、赣、苏、桂、粤、闽、川、鲁9省， 则是由地方士绅、地方行政和军事官员宣布独立的，行政权力基本控制在士绅手中。在各州县的独立活动中，地方士绅们的作用更为明显。有些新士绅力量较强的地区，基本上是由士绅们自动聚议宣告光复，脱离清朝统治，并由士绅组成军政府，如浙江的镇海、新登、温州、象山、建德，江苏的松江、嘉定、太仓、江阴、高邮等地（注：见有关各县方志。）。有些地区则是士绅们主动请兵帮助光复，组成军政府的，如川沙县、吴江县等（注：《川沙县志》卷23，故实志；《辛亥革命回忆录》， 第278页。）。有些则是士绅接受革命党人的指示或接受军政府委派，回当地发起光复活动的。事实上，革命爆发后，革命党人就把各州县光复的重任主要寄托在士绅身上。如湖北军政府成立后，首以安定地方，革除陋习为务。“其时各属旅省士绅，纷纷呈请回籍，倡办团练，以保卫地方治安。军政府曲循其请，派赴各属，尤以军各部委派者为多。”（注：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下，第68页。）在新组成的地方政府中，士绅们也占有一定地位。因而，地方士绅阶层不仅仅是革命光复的主角，也是各地光复的最大获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