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是清末民初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他和袁世凯有着近三十年的友谊。袁世凯发迹朝鲜、显名北洋，直到登上民国大总统的宝座，唐绍仪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袁世凯对唐则不断提拔，使唐从一个品级低微的幕僚，逐步升迁至清王朝的一品大员；中华民国成立后，任第一任国务总理，成为仅次于袁世凯的第二号人物。然而，在民国法制问题上，二人产生了根本的分歧，导致了袁、唐最终的分手。袁、唐关系直接影响着清末民初的政局，揭示这一时期的袁唐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袁世凯（1859-1916年）比唐绍仪（1862-1938年）大三岁，出生在交通闭塞、风气未开的河南省项城县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但科场上的屡次失利，促使他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注：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来新夏《北洋军阀》（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后来，他毅然投笔从戎。 唐绍仪出生于得风气之先的广东省香山县。其父唐巨川是一个长期从事茶叶出口的商人，其族叔唐廷枢当过英商怡和洋行的买办，后来随李鸿章办洋务，经营和创办了著名的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深为李鸿章所器重。唐绍仪不仅从小受家庭的熏陶，更重要的是他12岁就远涉重洋，到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美国留学（系第3批留美幼童），进入著名的耶鲁大学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1881年回国。 袁世凯和唐绍仪出身、经历迥然不同，是两个完全不同文化类型的人。一个是落第书生，但具有冒险进取精神；一个留学海外，具有新知识、新头脑。历史为他们提供了在朝鲜相识、共事的机会，并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881年袁世凯投军于淮军吴长庆部，1882年随吴开赴朝鲜，在迅速平息“壬子兵变”中，袁世凯的表现深得吴长庆的赞赏，即以“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的评语向清政府推荐。不久，清廷授袁“以同知用，并赏戴花翎。”（注：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来新夏《北洋军阀》（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两年后他因协助朝鲜国王平息“甲申政变”而声名鹊起。 唐绍仪1881年自美国回国，次年，作为帮办朝鲜海关事务前驻天津德国领事穆麟德的秘书被派往朝鲜。甲申政变中，袁因事到穆宅，见一持枪青年意气凛然地守立门口，问之，方知此人即唐绍仪。袁世凯对唐在兵变中仍忠诚保护官长的行为十分欣赏。“袁世凯和唐绍仪相识后，互相爱慕，两人感情极为融洽，结为盟友，彼此帮助，共求上进”（注：张联棻《小站练兵与北洋六镇》，《八十三天皇帝梦》第184页。）。这次事变后，当袁世凯被任命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的头衔驻节朝鲜时，他首先选择了唐绍仪做自己的西方翻译兼随办洋务委员，实际上是袁的副手。 袁、唐此次赴朝与前大不相同。赴朝前，李鸿章与日本的伊藤博文谈判签订了《天津条约》。根据条约，驻朝清军不仅已撤回国内，而且以后“设朝鲜有事，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注：《光绪条约》卷19，第6页。），这等于承认日本在朝鲜和中国有同样的义务。而此时的朝鲜形势也远非昔比，日本蓄谋已久，沙俄虎视眈眈，英美寻机染指，列强环伺，朝鲜成了群狼共夺的嘴边肥肉。朝鲜统治者眼看着中国一次次被列强打败，失去了保护和控制属邦的力量，时刻想脱离中国而独立。列强乘隙而入，各自扶持自己的力量，不仅亲日派势力大增，亲俄亲美派力量也日益增长。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所要担负的使命，实在是异常艰巨的。然而，受命于危难之中的袁世凯在驻朝的最初几年中，积极主动，惨淡经营，在外交上樽俎折冲，有效地制止了日美英俄对朝的渗透，维护了中国在朝鲜的特殊地位。 袁世凯在外交上的努力毫无疑问得到唐绍仪的大力协助和策划。从袁世凯对他的多次奏荐中，可以窥见一斑。袁世凯称其“优智略，明机宜，确有应变才”（注：顾廷龙等编《李鸿章全集》（二），第173页。）。1891年，袁嗣母牛氏病重，请假回籍，推荐唐代其职。他说：“……唐绍仪忠直明敏，胆识兼优，熟悉韩情，请委令代理”（注：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来新夏《北洋军阀》（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1899年，清廷任袁为山东巡抚，袁立即奏调唐绍仪前去协助，其中对唐在朝鲜的作用作了简要的概括。他说：“查有候补知府唐绍仪，血性忠诚，才识卓越。早在朝鲜，随臣办理交涉商务，十数年中，深资臂助。现在津榆铁路局供差，颇能抑制洋人，兴利革弊”（注：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正是袁世凯与唐绍仪同筹共谋，文武结合，使得袁经理朝鲜成功。袁、唐在朝的十年患难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1894年，日本经过十年的精心准备，做好了发动侵朝侵华战争的准备。借东学党事件，出兵朝鲜。中国驻朝使署被围，情况十分紧急。由于袁世凯驻朝十余年一直与日本为敌，日本视袁为其扩张势力的一大障碍，必欲图之而后快。在这生死攸关的危机时刻，唐绍仪大力促袁内调，并愿自代其职。但袁请求内调的报告一直得不到批准，直到7月18日，即中日开战前的一个星期，才收到李鸿章准其内调的电令：“希将经手各事交唐绍仪，即回津”（注：《李鸿章全集》（六）电稿，第455页。）。而这个消息为日本人所探知，立即密谋刺袁。唐闻此讯，立即跑至英国使署，求救于英驻朝公使朱尔典，共同策划了一个救袁方案。当晚，袁改装易服，从使馆后门出走，“唐即于夜半手持两枪两刀，乘着双马，护送袁世凯到江边，登上朱尔典所准备的英国兵舰……计袁等到江边时，距日本人密谋动手的时间才差十几分钟”（注：叶恭绰《太平洋会议前后中国外交内幕及其与梁士诒之关系》，转引自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第117页。）。在唐绍仪等人的帮助下，袁世凯死里逃生，安全回到大陆。袁、唐在朝患难与共，结下了深情厚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