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成长和从事社会政治实践活动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古今中外”的汇合点: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封闭的中国开始走向世界,中世纪的中国开始走向近代。 林则徐在这个重大历史转折关头,被急剧发展变化的时势推上了历史舞台,并被造就成为一位划时代的英雄——近代中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和“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率先跨出中世纪门槛、接触“近代世界”的第一人;被造就成为一位中国历史上标志“古今中外”开始汇合的代表人物。这些,都不是偶然的。比之同时代人,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林则徐之所以能够出类拔萃、鹤立鸡群,成为无愧于他的时代的英雄,其主观条件之一,就在于他能够自觉地从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中,吸收足于使自己适应形势发展要求而前进的养料和能量;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在林则徐成长中显示了它的生命力。 林则徐自觉地继承和发扬的中华文化优良传统,主要是中华文化中强调“民惟邦本”、坚持“抵御外侮”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主义传统;在“抵御外侮”的反侵略爱国主义传统中,林则徐所继承和发扬的,亦侧重于反映和体现民众意志和力量的优良传统,这又是与民本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优良传统。本文拟在纪念林则徐诞辰二百周年时本人提出的论文《林则徐的“民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及此后有关文章和论述基础上,着重就林则徐对“民惟邦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作一些综述和探讨。 一 民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用以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是一种以维护封建君主制度正常运转为目的、依靠圣君贤相“为民作主”的、比较开明和具有某些民主因素的重民思想;也是一种强调国家的基础是“民”的、力图对封建国家作出某种改良维新以求久安长治的国家学说。从这些意义上说,民本主义不失为中华文化中含有“民主性精华”的优良部分。(注:详见《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增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87~599页。) 坚持奉行“民惟邦本”、注意维系国计民生的林则徐的民本主义思想体系,是林则徐在其从事社会政治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指导其毕生社会政治实践活动的、贯穿他一生的思想体系。 林则徐的民本主义思想,随着嘉道年间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而发端;1820年出任守土官以后到1839年使粤以前,特别是在其任江苏按察使、江苏巡抚和湖广总督期间,形成思想体系;同时,随着19世纪30年代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嘉道经世思潮的重心逐渐从救灾兴利转向救亡图存,林则徐的民本主义亦迅速向反侵略的爱国主义转化;在鸦片战争时期,特别是在其使粤督粤期间,林则徐的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体系在其民本主义思想体系基础上形成后,以反侵略的爱国主义为主导,民本主义与反侵略的爱国主义相结合,互相促进,并进发展,其民本主义思想体系的积极、进步一面,得到尤为充分的发展;鸦片战争后,特别是林则徐于1845年从新疆获释入关后,在其始终坚持反侵略反投降的爱国主义崇高理想同时,随着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并上升为主要矛盾,其民本主义的积极、进步一面虽然仍有所发展,但当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受到威胁时,其民本主义思想体系中的消极、反动方面,即通过反民、残民以“保邦”的思想,亦随之抬头乃至充分暴露出来。 贯穿林则徐一生的民本主义思想,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乃是因为他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其适应现实变化时,不能不受到社会现实及其矛盾运动的制约。 林则徐主要受制于鸦片战争前后两对基本矛盾——封建统治阶级和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矛盾,以英国侵华势力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受制于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面临的来自西方的双重挑战——如何回应“侵略的西方”和“先进的西方”同时到来的挑战。 林则徐的民本主义思想的时代特征,最为显著之处,就在于它体现了当年先进的中国人——开明、进步的爱国者们,在回应西方双重挑战时,给传统的民本主义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继承、发展和丰富了中华文化中强调“民惟邦本”为重点的传统的民本主义,适应形势的剧变,不但丰富了“安邦”的内容,而且增添了新的内容——以依恃民众抵抗“侵略的西方”为主要特色的,视“民”为“卫邦之本”的内容;以保护商民利益、发展民族经济和接触“近代世界”、学习“先进的西方”为主要特色的,视“民”为“兴邦之本”的内容。古老的“民惟邦本”思想,在新形势下得到延伸和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林则徐的民本主义,视为鸦片战争前后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双重挑战作出的爱国主义回应:在“古今中外”汇合点上,推动中国走向世界、走向近代的回应。 二 由于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封建统治阶级和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矛盾,在传统的民本主义中,“民惟邦本”所强调的,主要是“民”为“安邦之本”。 围绕着“安邦”——维护封建国家的久安长治——这个根本问题,传统的民本主义非常重视民在邦、国中,既处于被统治的绝对地位,又对“邦宁”、“国安”与否起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强调“国以民为基”(注:王符:《潜夫论·边议》。),“民者国之本”(注:《淮南子·主术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注:《贞观政要》,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卷四。),“民安则国安,民乱则国危”(注:贾谊:《过秦论》。)。因而,历代奉行民本主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从不同角度提出种种养民安邦的政治主张。 林则徐也不例外。他的民本主义,依然受到封建社会基本矛盾的制约。因而,他对“民惟邦本”的继承和发扬,首先也是视“民”为“安邦之本”,孜孜于探求固本宁邦之方;并在长期的社会政治实践活动中,坚持不懈地施行一系列养民、固本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宁邦、安邦之目的。(注:详见《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增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4~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