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戊戌变法时期发挥作用的多种政治力量中，帝党是十分重要的一支。从维新运动的整个发展过程看，没有帝党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在守旧势力盈朝，维新派势小力微的情况下，变法运动的迅速兴起乃至“百日维新”的出现是难以想象的。 一 帝党产生于光绪亲政之初。光绪十五年德宗大婚，慈禧始归政居颐和园，然一切用人行政，皆出于慈禧之手，军国紧要事件必仰承懿旨办理。对此，怀有重振朝纲抱负的光绪帝是颇为不满的。为了摆脱慈禧控制，光绪帝开始网络自己的力量，“因见各大臣皆不听号令，要擢一二通才以资驰驱”，（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第一册，第256页。）帝傅翁同和受到了特别恩宠。翁同和既对光绪帝忠心耿耿，又是身居要位的朝廷重臣，对帝党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政权和军权为后党掌握的情况下，以“延揽新进”为救时要务，利用科举考试拔擢人才。文廷式、张謇就是翁同和拔识的人才，他们成为帝党的中坚。而一些不满于后党政治上专权的官僚、文人、名士也相继聚集在翁同和周围，以拥帝相标榜。 关于帝党的具体阵营，向来没有定论。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说：“同光以来，内外重臣，皆孝钦所亲拔。德宗虽亲政，实未敢私用一人，其势已孤矣，唯翁同和以东宫旧恩，极力保护，汪鸣銮与同和同乡，相亲昵，张謇出同和之门，志锐为珍妃亲兄，文廷式与志锐为旧交。数人相比，虽公私不同，皆以保皇自任，附之者只贝勒载澍、户部长麟而已，余皆孝钦耳目也。”（注：胡思敬：《国闻备乘》，《戊戌变法》第四册，第278页。）胡思敬所述只是帝党初期的情况，实际上，在不同的时期，随着形势和政局的变化，帝党的阵营也是变化的。 甲午战争之前的帝后党争，基本上只是权力之争。至中日甲午战事渐起，帝党与后党之间的政见分歧才逐渐明朗起来。 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已经箭拔弩张，一触即发。李鸿章却奉慈禧太后旨意竭力避战，幻想通过第三国的“调停”和平解决争端。直到光绪帝严旨切责，李才不得不派少数部队赴朝，并作些局部战争布置。与李鸿章不同，以翁同和为代表的帝党是秉承光绪的意旨，坚持主张一战的，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其一，日本入侵朝鲜之始，他们就提出了“绝不可失朝鲜”，要与日本“势所必争”的对策，对日本侵略严密注视。当发觉日本“有开衅之心”时，他们立即奏请“急治军旅，力敌势均”，以使日“有所惮，不敢猝发。”（注：《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7，第30-31页、卷20，第3、17页。） 其二，多方筹划战守方案。甲午事起后，翁同和和李鸿藻入主枢府会议，翁同和虽参与枢机，但无力改变后党把持的局面。为推行其主战主张，并改变枢府的既成格局，只有发动清议之一途。在翁同和、汪鸣銮、文廷武、张謇、志锐等人的发动下，台馆诸人屡上封事，痛切陈词，言战不遗余力。光绪亦“欲得外廷诸臣协力言之”（注：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甲午8月29日。）以推动局面。帝党在日夜筹划之中，先后提出了慎选将领、扩弃兵力、筹备粮饷、暂停庆典、起用湘军、调动南洋、粤洋水师、加强南洋及台湾防务等项方案。张謇在致翁同和信中还提出了派海军游弋中国、朝鲜、日本间，伺隙进攻，使日本“不敢分兵扰我边海”（注：张謇：《致翁同和密信》第二件。）及“请明发谕旨、对日宣战的设想。（注：张謇：《致翁同和密信》第六件。） 其三，联翩上奏分析形势，制造舆论，力陈对日一战的必要性。帝党官僚上书奏请“皇上宸衷独断，速饬北洋大臣李鸿章厚集兵力……克期进发，迅赴事机”，参孙毓汶因循，劾李鸿章疲顽，责斥叶志超等“首鼠不前，意存观望。”（注：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册2第64页。）同时指斥慈禧：“狃于庆典不开边衅……将朝鲜八道拱手授之他人”。（注：张謇：《致翁同和密信》第一件。）翁同和在“详议军事”会议上，和李鸿藻一道与孙毓汶等人展开了面对面的争论，指责主和派。 甲午战争爆发后，帝后两党在和战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扩大。帝党不仅在战略上主张进攻，先发制人，而且还提出了“用庆典之款为军费以振军心”（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第123页。）等建议。为了坚持对日作战，帝党作了极大努力。首先，集矢攻击后党所依靠的淮军首领李鸿章。7月底，张謇建议严惩李鸿章。8月中旬以后，随着战局的恶化，翁同和、沈曾桐、丁立钧、黄绍箕、文廷式、张謇等频频密议，由志锐出面，以李鸿章“衰病侵寻情形甚为可虑”为由，奏请“简派重臣至津誓师，就便查看李鸿章衰病情形”，（注：《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7，第30-31页、卷20，第3、17页。）同时帝党要求撤换淮系海军提督丁汝昌。在群议沸腾，战火延入东北边境情况下，清廷不得不发出将李鸿章“拔去三眼花翎，褫黄马褂”及“交部严加议处”（注：《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7，第30-31页、卷20，第3、17页。）的处罚上谕。其次，对于后党的议和活动，帝党首先采取的对策是起用奕。早在8月3日，户部右侍郎长麟即奏请起用奕，以“原折留中”而无结果。平壤战后，帝党要求起用奕之心更切，认为此举是挽救时局的关键所在。在光绪和帝党的内外配合下，奕被起用。帝党期望“扭转乾坤”的奕，起用后不仅无所作为，而且与李鸿章沆瀣一气，使帝党在主战的道路上又增添了障碍。之后帝党又想借助英德以抗日本。10月6日，文廷式约翰林院同仁赴谢公祠，商议“递联封奏，阻款议及邀英人助顺”。（注：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甲午9月8日。）同时礼部右侍郎志锐也上折奏“请连英抗倭，欲以三千万饵之”。（注：《翁文恭公日记》，《戊戌变法》第一册，甲午九月初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