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史学界对维新变法运动失败的原因有不同的评价。一是“过激论”，认为康有为与光绪帝不分轻重缓急，“齐头并进”，新政上谕如倾盆大雨，“过激”“过急”导致了变法的失败。一是“改良论”，认为康有为等维新派，依赖光绪帝，没有实力，没有真正取得政权，也不愿意采取激烈手段夺权，是改良主义导致了失败。如假设康有为进行的改革不是“齐头并进”、“倾盆大雨”，变法能否成功？如果维新派不搞改良，武力夺取政权，结果又会怎样？历史不能以假设为前提，而且历史不可能假设，但历史可以被证明。 一 历史是这样证明的。 首先，康有为领导维新派进行的“百日维新”，被后来的清末新政证明。清末新政基本上接受了百日维新的内容，与百日维新在几个方面是相同的，甚至某些方面走得更远。 第一，两者改革的内容基本相似，都是在不改变政权性质的情况下，进行一些行政机构、经济政策上的建设及教育方面的改革。清末新政期间，创设了一些新的政府部门，外交部、学部、巡警部、邮传部，同时撤弃了一些有名无实或职能重复的部门。在经济政策上，设立商部，颁行了一系列商律，奖励工商实业，劝办商会。在教育方面，废除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创办了新式学堂，派学生出国留学。这些正是康有为多次上书的内容。 第二，两者采取的方式相同，都是仿照日本，依靠清政府这一绝对权威，自上而下的改革。清政府立法，是仿日本宪法。日本宪法给天皇以立法权、司法权、裁决权、军队统治权，同时议会的召集与解散、法令的发布、官员的任免大权，握于天皇一人之手。康有为在百日期间，要求清政府仿日本明治维新，敦促他们心目中的天皇——光绪皇帝雷厉风行地把权利集于一身。他提出的政治要求并没有马上要把中国变为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家。 第三，两者在改革中遇到的阻力，产生的结果也相同，改革流于形式。清末新政时期，地方督抚对改革态度冷淡，倍加阻挠，众多小官吏对改革敷衍，甚至持反对态度，督抚们对于中央下达的许多新政措施大多阳奉阴违，敷衍搪塞，不是借口“非仓促所能告竣”，就是借口自治程度不齐，延搁不办。这种情况于百日维新时期几乎一样。 百日维新是维新派敦促光绪帝而发动，清末新政是慈禧太后代表清政府发动，虽然发动者不同，但结局大体相似。这是不是从某一方面说明维新变法无论是否“过激”，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其次，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不走自上而下的和平道路，而是进行推翻清政权的武装斗争，是否就可成功？辛亥革命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被称为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个革命中，中国资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党，提出了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纲领，采取武装斗争的手段，推翻清朝政府，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宪法，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这个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也失败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很多，但这一结局向世人表明，中国资产阶级即使走武装斗争的道路，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同样也是行不通的。 其实，将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这两个历史事件，放在中国现代化这一历史长河中，便可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它们都是以学西方为中心，搬用西方现代化模式，效法西方的改革方案。这条道路的尝试清楚地告诉我们，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而且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现代化并不是西化。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探讨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原因是“过激”了还是“改良”了，已没有意义。在此情况下，我们从康有为变法后的思考，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 二 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出亡海外，游历诸国。亲身体验与冷静思考后，他说：“鄙人八年于外，列国周游，小住巴黎，深观法俗，熟考中外之故，明辨欧华之风，鉴观得失之由，讲求变革之事，乃益信吾国经孔之教，文明美备，万法精深，升平久期，自由已极，诚不敢妄饮狂泉也。凡万国政俗之初更，志士学人阅历必浅，既寡书传，又未亲游，但愤于积弊，耻于国弱，发愤太过，张脉怒兴，故未及深思，轻为举发。故皆欲先行破坏而后徐图建设之功。”（注：《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0～321页。）众所周知，康有为一向刚愎自用，在变法失败后，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变法有任何过失，如果有错，那也是别人的。但法国大革命给他的感受，使他言不由衷地反省自己的过去。他的思考有三层含义： 第一，不能轻易丢掉中国的传统文化，妄自菲薄，也不能不顾一切照搬西方的经验。 康有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思想的评判有些偏颇（本文不加以评论）。但他在“熟考中外之故”后，坚持中国传统文化，反对全盘西化的主旨较变法前更为强烈。康有为如此坚信这一观点，主要有几个原因：(1)西方国家并非是他以前想象得那么美好。他说：“吾昔视欧美过高，以为可渐至大同，而今按之，则升平尚未至也。”在风俗教化方面，他们的进化水平与中国没什么不同。在中世纪，比中国还黑暗，只不过是一日之强富。如果举中国数千年道德教化文明一切弃之，是“大愚妄也”。东西方民族文化具有极大的差异。首先，不同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不同的民族风格，这是无法一致的。因为欧洲诸国的地形造成了“故各阻险，立国统合极难”，“不能增拓于陆者，则思增拓于海”。中国是“一统自足有以致之，必无可望于再开新地者矣。故中国断无能产出科仑布也”。其次，是东西方国家形成的不同特点，形成了不同的政治传统，这也是无法一致的。西方议会民主政治的源头，来自古希腊文明，希腊之能创民权政治，是希腊文明的政治习惯。因为“希腊国家地僻国小而民寡，又多富民、秀民，地僻海岛易守，国小则易交通，民寡则易聚集，富民、秀民多则其势平等，而难以一人行专制”（注：《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1～573页。）。中国的情况不同，“若吾中国，自黄帝时即已征服万国而统一之，泱泱大国，比于全欧，假令立民主乎，则中国反不能强，不能安，而为人所弱，或分乱久矣”。就是同属一种类型的欧美国家，也有不同的国情。他说：“古今万法皆如方药，惟问适时病何如耳……然普（鲁士）早用英立宪之制，则普不能立国，岂不惟霸哉。英之能先行立宪者，亦以远避在海岛，不丁欧陆百战之冲故也”（注：《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页。）。如何改造中国，康有为十分赞赏英相巴科的观点。巴科说：“各国各自有教化、风俗、历史，万无以他国之政化可骤移用之理。我英国之政，是自然积化，非仿效而来，亦非可仿效而得。病症不同，不能用一方。”（注：《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1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