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的时候，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首先关注的是这段历史研究的总体走向。 戊戌变法的一百年，恰是中国新史学发生、发展和逐步升华的一百年。所以，戊戌变法史研究的起伏和递进，和中国新史学百年间的三次大的转型密切联系在一起。 19世纪、20世纪交替的30年间，由于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推进，封建的旧史学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资产阶级的新史学则风云突起，日益为学术界所推崇。梁启超、胡适等人，作为新史学的旗手，发表了一系列论著，使新史学理论化、规范化。他们的基本观点是，旧史学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为改变这种状况，资产阶级的新史学要讲述人群进化及其规律；研究历史的新价值和新意义，给现实以科学的启迪。这种新的史学思潮，一扫封建史学只讲王朝兴替的沉闷习气，在学术界吹起了一股和煦的春风。戊戌变法史的研究就在这种特定的学术氛围中起步了。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和《康有为传》，张同光编有《戊戌政变》，肖一山在《清代通史》以及陈恭禄在《中国近代史》中，都较深入、全面地评述了戊戌变法发生的背景、过程、思想文化主张、主要人物的活动及变法失败的原因。他们基本从进化史观出发，讲述变法的兴衰，评论这次事变的功过是非。但是，认真分析起来，这些著作大体以进化论制约下的英雄史观去图解戊戌变法。他们将变法的命运放在了帝后党争、康梁维新派，尤其是光绪帝的身上了。肖一山认定变法的失败在于“光绪帝之怯懦，无权无勇”；陈恭禄则批评康梁“无政治上之经验”；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一连13处谈到了光绪帝的无权。在这些人的眼里，似乎光绪有权、康梁善于斗争，戊戌变法就可以成功了。其实，这是不切实际的历史幻想，并没有触及到历史的本质。可见资产阶级的新史学较封建的旧史学虽大有进步，但欠缺之处亦不少。 20世纪40年代前后，中国史学进入了第二次转型，这就是以阶级分析方法为主导的革命史观的涌现。这种史观与进化论的英雄史观不同，把几千年的文明史看作一部阶级斗争史，将近百年的中国事变概括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史。鸦片战争以来的一切变革都是这种民主革命的进程，戊戌变法自然成了这个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种新史学思潮的指导下，特别是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史学研究一度走向繁荣，戊戌变法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一是整理出版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等一系列史料专书；二是编著了一批关于戊戌变法史的专著，如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等；三是对戊戌变法时期的思想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尤其对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思想家的研究颇为深入；四是在1958年于北京召开了纪念戊戌变法60周年学术研讨会，吴玉章、范文谰、邵循正、刘大年、戴逸等有影响的史学家发表了有价值的学术论文。综合那时的研究，其主要学术观点是：1.肯定戊戌变法反封建的爱国性质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意义，并列为近代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的进步事件；2.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从反面证明中国只能走武装革命的正确道路；3.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康梁等人不能发动人民群众，也不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到六七十年代，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对戊戌变法的评述也越来越绝对化和意识形态化了。这里不妨抄录一段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972年出版的一本《戊戌变法》小书中的论述： “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了改良主义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是一条失败的道路。……改良运动的产生，总是对抗革命、企图缓和社会矛盾，本质上是反动的。改良主义者鼓吹改良，又害怕群众运动，这是他们不可救药的顽症。他们害怕群众革命运动，更甚于害怕顽固反动势力。……这就使他们远远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找不到能够真正打破一切旧势力的同盟军，只能借皇权的威力去推行新政，到愿意接受维新变法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中去寻找力量——想凭借这样的一种力量，依靠极少数人的努力，去完成革新社会政治的艰苦事业，当然只能是君子们的幻想。” 这种“大批判”毫无学术价值可言，说明中国史学研究已进入了死胡同，如果不进行大的变革则难以向前发展。值得庆幸的是，在1978年后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下，学术界焕发了勃勃生机，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完成了百年以来的第三次转型。这就是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僵化模式，超越了单一的革命史观的框框，以现代化的全新观念去回观中国历史的演进过程，尤其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变动作为中国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转轨的过程，形成了所谓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史观。新的良好的学术环境和新的思维方式使戊戌变法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表现在：1.学术观点自由开放。8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戊戌变法的性质，改良主义的定位，失败的原因，光绪帝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评价等都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有的学者还提出从改变旧的生产关系的角度去看问题，戊戌变法是一场革命。也有的提出戊戌变法为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不能一言断定改良主义在中国走不通。这些看法引起了大家的热烈争论，学术争鸣颇为活跃。2.研究领域不断扩大。近20年来的戊戌变法研究基本突破了仅着眼于政治史的旧框框，不少人触及到了文化史和社会史各个领域，如戊戌变法的文化启蒙、教育变革、哲学更新、文学改良，以及派系结构分析、维新派内部组成、主要人物的家庭背景、与外国友人的关系等，都有人在认真研究。人们的视野扩大了，学术成果自然就丰厚了。3.史料整理日益加强。近年来关于戊戌变法的档案整理、报刊汇集、日记、文集、文献的分类选编颇有进展。仅文集而言，既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这样的重要人物文集的系统整理，又有毕永年、汪康年、唐才常、刘光弟等一般人物文集的编辑，还翻译了不少外文资料。这无疑为戊戌变法的研究作了最重要的基础工作。4.有关专著接连问世。80年代以来有关戊戌变法的专著近20部。涉及整体的历史叙述，如《维新运动史》、《戊戌变法史》、《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等；人物传记，如《康有为大传》、《梁启超传》、《翁同龢传》、《光绪帝传》等；史实考订，如《戊戌变法奏议研究》等；还有《戊戌思潮纵横谈》等，著述颇多。5.学术讨论十分活跃。1983年、1988年、1993年，在广东的南海和新会召开了三次大型的戊戌变法国际学术讨论会，同时还召开过一些小型的学术会议，大大活跃了学术空气，推进了戊戌变法的研究。总之，近20年的戊戌变法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由此也引起人们对两个重要问题的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