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涌现出各种新思想、新规范、新观点、新方法、新领域，不一而足，令人目眩神移；但不成比例的是整个研究缺乏必要的批评和争论。即使有，也多为相互酬唱——赞扬和褒奖之后象征性地写上“略显一二不足”，或“大醇小疵”等字样。这种失语状态，导致难有正面的学术交锋。真理通过批评和争论来确立，难道说我们这个创新和繁荣的时代竟分娩不出鲜明的时代主题和更具时代特征的共同话语？所以，本文从史学认识和方法论的角度，探讨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特征，及化解的途径，希望对未来的创新有所裨益。 一、价值原则始终未能确立 8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界存在着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一方面学术繁荣，成就实属空前，另一方面“史学危机”却始终声不绝耳，挥之不去。对此，张芝联教授在反思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历程时，不禁问道：“是哪里出了毛病？”（注：张芝联：《当代中国史学的成就与困惑》，《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 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中国历史学的整体发展状况，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所在。仅就中国近代史研究来看，这种矛盾现象不可忽视。从外在原因来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创新脱颖于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最初，是对“文革”极左思潮的批判，但“文革史学”不过是“四人帮”以工农兵的名义重写阶级斗争的历史，与其说是一个学术滥用，毋宁说是当时大批判的伸延。所以，随着那个时代的过去，对“文革史学”的批判已无学术意义。关键是建国以后至“文革”前，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在思想和方法上都形成了系统的学术规范及价值原则，在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想的影响下，它有太多的矛盾和缺失。因此，否定旧说，提出新论，在一个价值的新层面上开创新的历史局面，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创新最基本的演进方式。 这就可以理解，何以创新首先是对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的重新评价。接踵而来的是建国以来的研究范式，受到了挑战和诘难。彼时，几乎众口一词的是对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的赞颂和溢美，洋务运动则受到了全盘否定。此时，对太平天国运动，主导性的意见已是批评多于肯定。有的学者甚至提出这场农民起义，不过只是一次失败的和几乎接近于向封建专制王朝转化的农民战争（注：孙祚民：《判断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的标准——五论关于“农民政权”问题》，《学术研究》1981年第5期。）。义和团运动则被有的同志视为只是一场带有浓厚封建蒙昧主义色彩的民族自发抗争（注：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另外，对洋务运动的性质、戊戌变法中的改良主义、辛亥革命中的立宪派，以及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张謇等历史人物，学术界亦均给予了重新评价。 那么，这些最初的创新为什么又大都集中在历史评价层面？从史学理论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由于历史评价比研究具体问题，更能确立学术发展的方向和其在文化体系乃至整个社会实践中的位置，因而在此后的学术研究发展中，创新一方面是对传统规范的挑战，力图超越建国以后形成的强调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阶级斗争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突出革命史的研究格局（注：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但另一方面，创新又并不只是修正某些不合时宜的理论范式，而是在通过对某些人物、事件、过程的不同评价之中，实现自身价值体系的转换。 这一转换的前提，当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研究取向，价值原则先于事实研究而存在。如80年代一篇回顾这一时期鸦片战争研究的文章写道：自建国以来的30多年里，分析英国政府和烟贩活动的文章不到10篇，抨击英国政府及烟贩活动的文章却在10篇以上（注：龚书铎、谢维、孙燕京：《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述评》，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而且，以价值原则替代事实研究，乃至扭曲事实的现象，也普遍存在。重要的是，当时研究者的话语形式也是斩钉截铁，非此即彼。以人物评价为例，要么是彻头彻尾的恶棍，要么是十全十美的英雄。前者如汉奸卖国贼曾国藩，窃国大盗袁世凯；后者如民族英雄林则徐，农民领袖洪秀全。 与之相反，80年代创新的价值转换，集中体现在历史评价的两分法。一些以往被视为有绝对意义的人物和事件，此时只具有相对性。如《天朝田亩制度》，相当多学者既指出它的革命性或进步性，又强调了它的封建性和空想性。对于洋务运动，也是既指出它进步的一面，又指出它反动的一面，认为它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注：章鸣九、徐泰来：《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但从话语的有效性来看，“既有／又有”、“一方面／另一方面”，貌似全面，实际上却失去了评判的力度和深度。就如理论必须彻底才能征服人一样，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评价，首先应当区分表象和本质、主要和次要。否则的话，就没有原则和尺度，同时也就没有批评和选择。而且，进入90年代后，创新的演化方向，又转向对价值评价的弱化，而注重事实研究。如本来最具有价值争议性的洋务运动研究，有的学者就指出其发展方向已“开始从传统政治评判的价值指向，以描述事件本身因果关系为主要旨趣，以短时段式的研究方法分析和处理人的历史活动这样一个传统的史学研究框架，而转向对与事件、运动、人的活动相关的社会环境作中时段、长时段的整体性综合性研究”（注：涂文学：《加强对洋务运动时期的社会环境研究》，《社会科学》（沪）1992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