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亢虎(1883-1954)是近代中国一个复杂多变的历史人物，晚年又堕落为可耻的汉奸。或许是由于这一因素的影响，在目前孙中山研究的大量成果中，几乎看不到有关江亢虎同孙中山的关系的著述。实际上，从民国初年到20年代初期，孙中山和江亢虎之间有着比较亲密的关系。特别是在1920年，孙中山曾打算请江亢虎作为自己的代表，赴俄代为联络苏俄。因此，了解孙、江关系，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孙中山的思想，认识民初和20年代的中国社会，不无裨益。 一、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江亢虎及其中国社会党积极支持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就职的当天，亲向社会党赠送新书，嗣后又派孙科帮助译书。 江亢虎生于1883年，比孙中山小17岁。在1901年至1911年的10年间，江曾三次留学日本、一次游历欧洲。此间，他虽和部分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有过交往，但与孙中山没有任何联系。 1911年7月10日，江亢虎在上海成立了国内第一个“社会主义研究会”。11月5日，即上海光复后的第二天，江氏又以该会发起人的名义召集特别会议，改研究会为“中国社会党”。该党8条政纲中的第一条，明确规定“赞同共和”（注：《社会》第2期，1911年11月10日，第1页。1911年11月8日《民立报》公布的为“企望共和”。）。15日，该党又在《申报》、《民立报》上刊发《发起共和建设会通告》，指出成立该会的目的是研讨法律和规制问题，“为将来议院之先声”（注：《申报》1911年11月15日，第2张第4版。同日《民立报》第1页。）。经过紧张筹备，社会党人联合其它社会团体，于12月3日正式建立“共和建设会”。 当时，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是组织共和政府，支持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江亢虎及其中国社会党在这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江亢虎同孙中山的交往，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12月25日，孙中山从欧洲回到上海，受到黄兴、陈其美、宋教仁等人和上海各界人民的欢迎。江亢虎也以中国社会党代表的身份前往码头迎接，并在轮船舷梯旁同孙中山握手。接着，在法租界尚贤堂(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为孙中山举办的宴会上，江亢虎再次同孙中山见面，并交换了一些意见。27日，以中国社会党人为骨干的“共和建设会”特致电在南京开会的各省代表团，呼吁“组织临时政府，请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统，以救国民。兆众一志，全体欢迎”（注：《民立报》，1911年12月28日，第6页。）。 与此同时，江亢虎还代表中国社会党专门写了《本党欢迎孙中山先生辞》，称颂孙中山20多年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表达了中国社会党人对中山先生的“特别之感情”。尤其是欢迎辞还特别强调：“武汉倡义，四方从风，旬日之间，光复太半。人徒知割果之易，而不知种因之难，先生革命之种因20年于兹。”（注：《社会》第4期，1912年1月，第1页。又见《洪水集》，第55页。）这实际上肯定了孙中山为中国革命的“元勋”的地位。 上述一电一文，表明江亢虎及其中国社会党，是孙中山的积极拥护者和坚定支持者。同样，孙中山对江亢虎及其社会党也特别地重视。回到上海后，他虽事务繁杂，“一刻千金”，（注：《申报》，1911年12月29日。）但仍安排时间，在寓所接见江亢虎，“极示欢迎”。（注：《社会》，第4期，1912年1月，第2页。）这次会见于12月30日下午3点至4点多钟举行，胡汉民、蔡元培等与会。江亢虎首先“略陈中国今日鼓吹社会主义之必要，及社会党成立之历史”。孙中山“垂询党中近况甚详，并言余（指中山先生—引者）对此主义必竭全力赞成之”。他肯定社会党“提倡”社会主义“良可佩慰”，希望“广为鼓吹，使其理论普及全国人心目中”。江亢虎又说：“前读先生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专征地税之说，实与本党宗旨相同。”孙中山答道：这一条“较为易行，故先宣布，其余需与贵党讨论者尚甚多”。孙中山还表示：“余实完全社会主义家也”，“余此次携来欧美最新社会主义名著多种，愿贵党之精晓西文者，代为译述刊行，为鼓吹之材料。一俟军事粗定，吾辈尚当再作长谈。”（注：以上内容，见《大总统与社会党之谈话》，载《社会》第4期，第2页，1912年1月8日出版，11月10日再版。又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9～58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这里需要指出：《社会》所载这次谈话内容，比较准确；而《全集》所载则不准确。如上述引文，《全集》为：“……余此次携来欧美最新社会主义名著多种，顾贵党之精晓西文者代为译述，刊行为鼓吹之材料……”其中，“顾贵党”应为“愿贵党”；“代为译述，刊行为鼓吹之材料”，应为“代为译述刊行，为鼓吹之材料”。）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离沪赴宁。晚10点，在江苏省咨议局宣誓就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就在这中华民国诞生的重要历史时刻，孙中山还不忘他同江亢虎谈话时的许诺，于这天专门派人给社会党送去《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之理论与实行》、《社会主义发达史》和《地税原论》等4本他刚从国外带回来的新书，并亲笔给江亢虎写信：“请广集同志，多译此种著作，以输入新思想，若能建一学校研究斯学，尤所深望。”（注：《民立报》1912年1月2日，《大总统与社会党（二）》。今见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页。）1月中、下旬，湖南都督谭延闿禁止长沙社会党开会。为此，江亢虎专程由沪到宁，于2月3日面谒孙中山，商谈湘事，“孙极不以谭延闿之禁止为然，已允电饬维持”。（注：《与江亢虎的谈话》题注。《孙中山集外集》，第165页。）在这次会谈中，孙中山又对江亢虎说：“社会主义虽人类共同之思想，实西洋最新之学说，亟须输入新著，使一般人可解宗旨为入手第一义。自苦政务太烦，不能躬任主持，拟令长子（指孙科——引者注）新自美洲回国者，赞佐其事，俾多译西籍以供材料。”（注：《孙中山集外集》，第165页。）所以，半年多以后，江亢虎曾深有感慨地说：孙中山“既以西籍数巨帙见贻，复命其子科君俾襄译事，本党之发达，先生与有力焉。”（注：《洪水集》，第82页。）
